记者 周芸 陈霞/文 谢丹/摄
讲述人：易孝信（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湖南文理学院退休教师）
我叫易孝信，出生于1933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常德原告代表之一。我的家乡易家湾村地处常德城郊，过去这里紧邻热闹的常德河街，村民生活虽然清苦，但还算平安，但这一切，被1942年8月暴发的鼠疫劫难彻底打破。
易家湾村的苦难记忆伴随着我的一生，我后来加入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并出庭作证都与此有关。如今，我将这段血泪记忆写成十万字回忆录，希望后人铭记历史，始终警醒。
“乌鸦症”从城里传到村里了
易家湾村离城区不到1公里，1942年8月前，只有12户46口人，由于务农不足以支撑生活，大部分劳力去了城里务工，有的挑河水卖，有的当码头工人，一些码头工人还从事殡葬工作。
1942年8月25日，常德城北丹阳楼的顾北树母亲罗氏突然离世，死时全身乌黑，这种被称为“乌鸦症”的怪病，成为了易家湾村噩梦的开端。村里和邻村的8位码头搬运工人——易德阶、易德经、易孝慈、易孝荣、易孝堂、胡毛儿、喻承德、喻垮儿（邻村），受雇帮忙料理罗氏丧事。他们为死者净身装殓，除了得到死者家给的酬金外，还在死者家吃饭喝酒，结果全染上了“乌鸦症”。
8月30日晚上，易孝荣发病。那时，我是个9岁的孩子，喜欢看热闹，但好在不随便吃别人家里的东西。至今我还记得那恐怖的场景：易孝荣发高烧，全身抽搐，嘴里不断吐着血泡，面部和全身呈紫色。当时村里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到了8月31日早晨，痛了一夜的易孝荣悲惨地死去，死后全身呈黑色。此时，村民们惊恐地意识到，“乌鸦症”从城里传到村里了。
当天下午，易德经也发了同样的病。家人们心急如焚，将他抬到城里的广德医院治疗时，才知道这可怕的“乌鸦症”竟是鼠疫。可即便到了医院，易德经也没能逃过厄运，当天就离开了人世。
9月1日，防疫部门进村时，那8位参与殡葬的码头工人已全部身亡。更让人痛心的是，易孝堂年仅8岁的女儿易友芝，胡毛儿9岁的独生女胡小妹，也相继死去。
我的大姐易梅珍和未满周岁的外甥张得星，只因回娘家探亲，在伯父易德阶家吃了顿饭、喝了口茶水，也染上了鼠疫身亡。
那段日子，村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防疫队采取疏散措施，未受波及的人家慌忙逃至亲戚家躲避。死者家中，只有医疗队的医生。
伯父易德阶死后，他的儿子易孝伦撬下几块楼板，匆忙钉成小木匣，独自肩扛到坟地安葬。下葬时，由于匣子太小，易德阶的一只手露在外面。我躲在大人身后看着那截黑紫色的手臂，心里像被石头砸到般生疼，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背后站着所有常德的受害者
1953年，我从湖南省立第四中学（现常德一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后，先在山西担任中学教师，后来回到常德，成为湖南文理学院的一名数学教师，直至退休。生活日益好转，身边鲜有人再提起那段历史，但9岁时看到的伯父露在棺材外的黑紫色的手，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
1997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调查人员的来访，掀开了掩盖了半个世纪的真相——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在常德上空撒过鼠疫跳蚤。易家湾那场祸事哪里是天灾，分明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细菌战。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二话没说就加入了调查委员会，誓为亲人讨回公道。
2001年2月，我动身去日本出庭作证，家人在火车站送别时的托付眼神，是我站在异国法庭上最硬气的靠山。在东京的法庭上，我一桩桩讲着亲人怎么没的、村子怎么毁的，心里头透亮得很。我不是一个人在说话，我背后站着所有常德的受害者，怀揣着铁打的证据，坚守着天理公道。
细菌战对日诉讼官司打了整整10年，经历了3轮审判，到头来我们败诉了。虽说日本法院也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可日本政府到现在都没有认罪，没有道过歉，更别提赔偿了。但我们要的从来就不是钱，而是日本政府必须承认罪行，给所有受害者一个正式的谢罪。这才是天底下最该讲的公道。
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代接力，直到正义到来的那天
退休后，我经常回湖南文理学院给学生们作报告，讲述去日本参加诉讼的经历，希望这段惨痛历史被更多年轻人知晓。我时刻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以史为鉴，方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我将个人遭的罪和民族受的伤化为笔下的警世恒言，写成两本共计十万余字的回忆录。这么多年，在夜里趴在台灯下写作已成我的习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仿佛当年易家湾的雨点敲打着瓦片，声声叩击着记忆的伤疤。写大姐抱外甥的模样，写伯父下葬时露在棺材外的手，写在日本东京出庭的经历，我时而悲愤落泪，时而思绪万千……
我坚持每晚收看央视《新闻联播》，目睹祖国日益强盛，我心潮澎湃。如今这太平日子，正是易家湾那些亡魂没盼到的梦啊！
希望能有更多人来看看这本回忆录，认清侵略者的残暴嘴脸，永怀爱国之心，绝不允许悲剧重演。
现在我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跑不动了，侄子易友喜接过了我的班，继续着我们未竟的事业。我经常说，我们要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代接力控诉细菌战罪行，直到正义到来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