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霞 周芸
讲述人：熊金枝（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村民）
我出生于1947年，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每天天刚亮就起来扫院子，擦门槛都要擦得能照见人影才罢手。路上瞧见啥旧物件，就算品相再好，我都不往屋里拿。村里那些小年轻总笑我“干净得犯傻”，我守了一辈子的这些个怪毛病，里头藏着的事儿，重得能把心都坠到脚底板下去。
镇上的大夫来了也只能摇头叹气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城东北30公里，是洞庭湖西岔平原的一座古镇。石公桥镇地处湖乡，得水之便，交通发达，盛产优质棉花、粮油以及水产、禽类。小时候听父亲说，抗战前的石公桥镇经济发达，市场繁荣。1000多米长的街上有商户300多家，居民1500多人。石公桥镇人大多靠经营渔业、花纱业、米业为生，长街上往来商客络绎不绝，每逢集日能有数千人穿梭。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飞机在常德城区空投鼠疫跳蚤，投下了带鼠疫的物品。到了1942年深秋季节，石公桥镇暴发骇人听闻的鼠疫，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鼠疫夺去1000多人的生命。
之后，鼠疫从石公桥镇蔓延流行到周围数十平方公里的农村和毗邻的集镇，一些外省过往的商人甚至也被传染致死。石公桥镇成了鼠疫灾害蔓延的源头之一，且持续数年之久，鼠疫的恐怖笼罩了西洞庭湖边的广大地区。
父亲说，鼠疫暴发之前，镇上出现了奇怪的迹象。那是1941年10月，集镇的一些商店和居民家中陆续出现了许多死老鼠，特别是鱼行、肉行、粮行、油行、酱油行等食品商店里，死鼠更为集中。
我家也陆续发现了好几只，此后只隔了几天，就出现了死人的悲剧。先是我的祖母陈三元突然发起高烧，脖颈肿得像发面馒头，连水都咽不下去，整个人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家里人到处找大夫，可那时候哪有什么好药啊，镇上的大夫来了也只能摇头叹气。没几天，祖母就没了呼吸。
湖边小镇变成阴森“鬼镇”
还没等家人从悲恸中缓过神，厄运再次降临。强撑着料理完祖母的后事，没想到祖父熊大德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高热不退，不久就撒手人寰。那时候家里穷，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父亲和几个亲戚只能趁着晚上，偷偷地把爷爷埋在了熊家桥下。
回忆当时，父亲觉得，那晚的月光冷得像霜，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熊家桥，铁锹铲土的声音在死寂的夜里格外刺耳。后来才知道，爷爷的弟弟也是同样症状去世，短时间内，熊家就没了三位亲人。
祖母刚出葬，隔壁鱼行老板丁长发一家和店里的帮工，不到一个月死去13口人；我家对门的鱼行老板丁国豪父子也死了；对门的白铁铺丁才余全家四口都没了，像被镰刀齐刷刷割倒的麦子；丁才余隔壁柴行的石元和、石冬生父子，也没能逃过鼠疫的魔爪。往日热闹的石公桥街道，一时间家家举丧，无家安眠。一个繁华的湖边小镇，变成阴气森森的“鬼镇”。
石公桥的疫情惊动了常德防疫部门，他们很快派来了防疫队，采取封锁措施，将街道两头挖断，把过路的桥拆断换上吊桥，白天连接，晚上吊起。在临时建起的简易医院里设化验、解剖、注射等室。院中有个医生叫伯力士，是欧洲人，为患者诊治、化验。当时化验的结果证实，石公桥死的人同常德城区死的人一样，都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撒播的鼠疫跳蚤所致。那些日子，镇西头的乱葬岗天天添新坟，棺材不够用，芦苇席裹尸成了常态。湖上漂浮的死鱼腥臭冲天，曾经的鱼米之乡，成了人人闻风丧胆的地方。
有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
我从未见过祖父和祖母，但父亲讲述的每一个细节，都像烙铁般印在我心里。小时候，我总觉得镇上的石板路下埋着无数冤魂，路边的每样东西都可能藏着致命细菌。别的孩子捡树枝、瓦片当玩具，我却躲得远远的，看见地上有旧布、纸片，都会绕道走。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即便如今生活好了，儿女劝我别再这么“较真”，可只要想起父亲描述的惨状，我还是忍不住对外面拿回家的东西反复擦拭，总怕哪样东西会带来灾祸。
父亲靠着做搬运工、划渡船等苦力活，含辛茹苦把我养大。1997年，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派人来镇上调查，我才知道还有人在帮我们伸冤，我流着泪把家里的遭遇说了出来，这才明白，还有很多受害者家属都背负着同样的伤痛。
再后来，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成为常德市的原告代表之一。
诉讼期间，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志愿者依然坚持走街串巷，收集证词、寻找证据。他们拜访了上百户人家，听老人们讲述当年的惨状，那些发黄的病历、残缺的照片，都是日军罪行的铁证。这些志愿者中，有很多人自己的家庭其实并未受到细菌战的伤害，但他们都不求回报地为我们奔走，我很感激他们。经过他们的调查还原，石公桥镇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数从160多人增加至1017人。
随着时间流逝，一起参与诉讼的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如今石公桥镇的原告代表，就剩我一个人了。有人劝我放弃，说“都这么多年了，还争什么”，可那些埋在熊家桥边的冤魂，那些被鼠疫夺走生命的乡亲，还在苦苦等待日本政府给一个说法！
现在，我住在小儿子家，每天看着孙辈平安长大，心里既欣慰又沉重。有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要我还能走、还能说，就会一直为这段历史发声，要求日本政府承担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责任，向中国人民公开谢罪，给所有受害者应有的赔偿。我希望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