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芸 陈霞
讲述人：徐万智（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原常务副会长）
我叫徐万智，出生于1940年，即日军在常德投下鼠疫跳蚤的前一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的常德原告代表之一。
每次讲细菌战受害的往事，我心里都很难受，讲一遍，痛一遍。
母亲说那不叫吃饭，叫“度命”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德山电机总厂职工宿舍区，是工作后才搬来的。老家在汉寿县聂家桥乡雷家坡村，距常德城不过10余公里。父亲徐明哲靠往返城乡贩米养家，谁也没料到，这条求生之路竟成了通往地狱的路。
我家当年是12口人的大家庭。奶奶当家，爷爷、父亲、叔叔种田。但因父亲去了趟常德贩货，几天之内家里死了奶奶、父亲、叔叔、哥哥和堂哥5口人。父亲死时31岁，我才两岁。
往后的数十年里，母亲一提起往事就泪如雨下，泣不成声。1943年，父亲挑米到城里卖，回家后就时冷时热，发高烧烧得神志不清。家里人急得慌，不知他得了什么病，到处求医找药。我们住的地方又偏僻，虽然请来乡下的土郎中，吃了两副药，但不见半点好转，病情反而越发严重。过了两天开始屙血，前后熬了四五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照片，我一辈子都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
不久，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陆续病倒。我的堂哥、奶奶、叔叔、哥哥相继死去。他们死时的症状和父亲完全相同。
因人死后身体发黑，得病的人和家庭受歧视，村里人把过错怪罪到做人不好，或者女人身上。母亲和婶婶活了下来，她们一辈子都背负着心理重负，认为是自己命不好，克死了男人。
突然的灾难让爷爷哭瞎了眼。讨债的人一个一个上门来，家里的农具、耕牛都被拿走，实在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把房子上的瓦揭下来。这是农村讨债最厉害的一招:上房揭瓦。爷爷哭着指着我求人说：“我还你不起，还有孙儿。”
我幼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黄花菜、蒿草采回来，挤去苦汁，搅在稀饭里。母亲说那不叫吃饭，叫“度命”。当时还遭了水灾，地主乡绅家开仓放粮，一天发两次饭，我长得太矮小根本挤不进去，排到我时饭都没了。记得一个本家爷爷，看到我举着碗，就把锅里的刮一刮，递给我半碗锅巴。
姐姐说，看着家里一个接一个地死人，舅舅就把孩子们接去他家，舅舅按照土医生的法子给我们喂中草药，我最终活下来了。但可能用药太猛，我肝脏、肠胃也都落下毛病，肠胃经常发炎，上厕所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到裤子里，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其实受害人数远不止这些
1997年，常德电视台播放寻找细菌战受害者的广告，我看到了立即回家问母亲，父亲是怎么死的。果然时间、地点、传染路线、症状等要素和细菌战历史相符，这才推测出一家人的死因。
我找到了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了一名调查志愿者。因为工厂垮了而提前退休，那时妻子每月只有300块收入，两个女儿都还没有工作，但我还是放弃了出去打工挣钱的想法，全职参加调查。这是我第一次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件事。
当时的调查人员都是老同志，平均年龄六七十岁。没有经费，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去各个村落调查。骑自行车一天骑一百里地。从一个受害人找到另一个受害人，从一个疫点顺着鼠疫传播的路线找到另一个疫点。没有线索，我们志愿者就从自己在当地的亲戚朋友开始。常德是一级联络站；常德周边设立二级联络站，以当地的热心老人为主开展调查；一些重要的农村疫点设三级联络站，建起了宏大而严密的“三级”调查网络。
2002年6月，在160多名调查人员历经7年的努力下，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终于完成。《受害者名册》从15000多份控诉材料中筛选确认了7643名受害者，分布在7个县（市、区）、60个乡镇、486个自然村，其实受害人数远不止这些，比如一些受害者没有记录下姓名，还有流动人口和军人等也没有登记在列。
战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
常德先后有61名细菌战受害者和遗属作为原告代表加入细菌战对日诉讼。他们中，前往日本出庭陈述、作证的有16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出席一审判决的原告代表。
2002年8月27日一审宣判那天的场景，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日本外务省、厚生省等政府代表坐在被告席上，无论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做声，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最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7643人”这一数据，认定细菌战“属于非人道的行径”，但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诉求。
我坚持要继续上诉。法庭审理结束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我面对世界各地的媒体说：“必须记住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绝不放弃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权利，不管打多长时间都会坚持，我们的儿子死了，孙子会继续打下去，直到正义得到伸张。”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日本出庭时需要自费5000元，我向表弟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借了2000元，凑足了这5000元，带着一箱方便面，在日本整整吃了一个星期。
我前后4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庭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外进行反战宣传，在日本政府部门云集的霞关路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还受邀去早稻田大学，以“记史不记仇”为主题，给该校的日本学生讲述日本侵华的真实历史。
现在我年纪大了，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的职务。我是实在走不动了，才停止做这个事，好在我的侄子徐爱民愿意接我的班，继续走访记录，经常去学校里做宣讲。
战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我的母亲的一生，还有我的一生都深受影响，心里还有一大块战争留下的阴霾。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等到那些“刽子手”的道歉，赢得正义和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