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芸
人物名片：
一张薄薄的名片上，印着重如千钧的一行字：“日本政府必须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并赔偿”。名片的主人是湖南博集律师事务所主任高锋，他也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
高锋自1996年起参与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二十余载寒来暑往，他带着法律人的严谨与斗士的执着，扒开时光的尘埃，擦亮历史的真相。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您是一名律师，是什么原因让您坚定投身于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和法律维权工作？
高锋：1996年11月，王选带着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来到常德调查取证，为细菌战对日诉讼做准备，并邀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也加入诉讼。当年12月，“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立，其任务是找到受害者遗属和幸存者，确定常德参与诉讼的原告代表。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常德一家律所实习，我的指导老师羿保刚律师正好是“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从那时起，我一头扎进了这段历史的调查研究中，逐步厘清了常德细菌战的时间线。
1941年11月4日清晨，日军一架97式轻型轰炸机从南昌机场起飞，飞到常德上空后，沿着城中心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等街区，投下了麦粒、谷子、高粱等食物和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起初一切如常，直到11月13日，家住关庙街的12岁女孩蔡桃儿确诊感染鼠疫去世，她成了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遇难者，人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可鼠疫的蔓延之势，已经无法阻挡，石公桥镇等地成了重灾区，好多家庭全家罹难，疫情还往周边乡镇继续扩散。
小时候我只零星听家人提过，家中两位伯伯的遭遇可能跟日军投放鼠疫有关。参与调查后，我和家人仔细聊后才发现他们说的伯伯的死亡时间、地点、症状，跟我们查到的史实完全对得上，原来他们也是鼠疫遇难者。后来日本律师来调查时，90岁的奶奶不光能准确说出当时的时间点，连具体症状都记得清清楚楚。就这样，奶奶和父亲成了原告代表。而第一个确诊鼠疫的蔡桃儿也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
调查中我慢慢发现，有太多受害者遗属像我的家人一样，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亲人离世的真正原因。他们不能白白冤死，总要有人为他们发出声音，去为他们说句话——我想，我就是那个该做这件事的人。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日军为什么会将常德列为细菌战的攻击目标？在疫情暴发后，常德开展了哪些防疫工作？
高锋：抗战时期，日军为了瓦解中国军民斗志，组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等细菌部队，公然违背国际法，对中国实施细菌战。常德地处湘西北，既是第六、九战区结合部的军事重镇，又是湘西北交通枢纽、长沙的重要后援地，是军粮、军棉和兵源的供给地，因战略补给地位关键，成了日军必除的心腹大患。自1938年11月起，日军便对常德实施无差别轰炸。
1941年11月，日机空投诡异物品后，常德当局察觉异常，立即将标本送往广德医院检验，副院长谭学华疑为鼠疫紧急上报，却未获国民政府重视，错失防疫良机。后国民政府派出由鼠疫专家陈文贵率领的团队前来调查，证实日机在空投物中掺杂鼠疫跳蚤，引发常德鼠疫流行。
1941年11月至12月和1942年3月至7月为常德鼠疫流行高峰期。此间，陆续有20余支防疫队集结常德，通过隔离治疗、疫户消毒、家属留验、尸体处置、防疫注射、杀鼠灭蚤、交通检疫、防疫宣传等手段实施综合防疫。直至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时，日军焚城为焦土，鼠疫表面上随城毁终结，实则随着军民流动，仍在周边乡村潜伏。
据调查，日军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范围波及周围10个县，有名有姓的死者达7643人。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发现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军医撰写的《金子顺一论文集》中披露，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常德投下的鼠疫跳蚤达1.6千克。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成立于2011年的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是全国首个维护细菌战受害者权益的民间组织，协会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高锋：协会成立后，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持续维权。诉讼结束后，日本的司法途径已封死，我们转向直面日本政府，带受害者和专家赴日，在国会、民间组织举行听证会，向议员、民众讲述受害经历。许多日本百姓此前对政府的反人类罪行一无所知，经我们奔走，知情者渐多。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那几年，我几乎每年都带队赴日，次数已记不清，只记得我的第一本护照就是往返日本盖满章的。每次至少带一名受害者、一名专家，费用多靠协会自筹——找企业家、民间力量支援，王选老师在美国发动华侨每年捐两万元人民币给协会，不足部分我自掏腰包填补。这条维权路虽难，但我从未想过停步。
二是联络救助受害者。他们多生活困窘，我们定期集会通报进展，慰问病者，吊唁逝者。
三是深入调查研究。参与湖南文理学院江南细菌战受害调查国家课题，与日方调查人员同步跟进新资料、新证据。只是受害者遗属多为农村老人，表达能力有限，在收集证据和对外宣传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且信息甄别需极致严谨，稍有差池便可能动摇外界对事实的信任。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在您看来，这些年细菌战受害者维权工作最显著的成果是什么？当前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和挑战又集中在哪些方面？
高锋：最显著的成果是通过民间调查与诉讼，系统收集证据并获日本法院承认细菌战事实，这一司法认可意义重大。此前历史教科书对细菌战的具体地点、方式及受害人数缺乏系统详述，我们的工作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挑战仍旧严峻，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发动细菌战，《井本日记》等相关原始资料被其相关部门以个人隐私为由封存，拒绝公开，意图掩盖事实。我们的诉求明确且坚定：一是日本政府必须承认事实，二是公开相关资料，三是向受害者谢罪道歉，四是给予赔偿，五是推动中日实现真正友好，杜绝类似反人类的细菌战重演。然而二十多年来，进展十分缓慢。
每个受害者背后都是鲜活生命与破碎家庭。何英珍老人的经历让我尤为触动，她幼时家中遭此劫难，几位亲人不幸离世。每次在日本开庭，她都会沉浸在当年的痛苦中，讲述时号啕大哭，那种发自内心的伤痛令人感同身受，她前后赴日不下5次。我们有责任为他们伸张冤屈，让这段历史被更多人知晓。若我们放弃，这些受害者的遭遇将被彻底湮没，这是我最不愿见到的。
正义的日本友人一濑敬一郎律师20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奔走打官司，相比之下，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做得还不够。我们从未计较经济成本，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目前支持者仍太少，个人的努力难以改变现状，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点滴之力汇聚成河，才有可能推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