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毛慧娟 龚诚良
讲述人：梁苏英（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丽水市天宁寺村居民）
我叫梁苏英，生于1956年。我从小听家里长辈、隔壁邻居讲述那些遭受侵华日军暴行和细菌战罪行的悲惨故事长大。曾经得过鼠疫的父亲一辈子都被后遗症折磨，于2001年含冤离世，我们世代都不敢忘却这些记忆。
唯一幸存的父亲
因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
1942年6月至8月以及1944年8月至9月，侵华日军两次攻占丽水城区。其间，日军烧杀淫掠，罪行罄竹难书。
我们家原来在丽水市城东北的天宁寺村，距离当时的丽水机场2.5公里。我家当时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家里有5间大房子，人丁兴旺，全家11口人生活在一起。
日军打过来的时候，家人几乎都逃到了山里去，只有太婆一个人没有逃难。日军在村里放火烧房子，太婆躲在家里的柴火间，等日军走后跑出来拼尽全力打水救火，但只保下了家里的一间牛棚。家里人逃难回来后，就只能挤在牛棚里艰难度日。
但苦难没有放过我们一家。1944年9月底，外出回来的爷爷突然开始发热、发抖，还一直叫冷。奶奶赶紧叫人到城里请医生，还把家里最后一点稻谷卖了，才找了轿夫连夜将医生请来。医生检查后，发现爷爷的脚上有被跳蚤叮咬的红点，并且腹股沟附近肿大，全身发红疹，诊断他得了鼠疫。因为病情严重，虽然医生开了药，但爷爷最终还是病逝了。那位给我爷爷看病的医生，也因为同样的症状死掉了。
后来，家人才知道鼠疫是日军投放的。紧接着，我的伯伯、姑姑、奶奶等人接连开始发热，短短一个月时间，除了我父亲，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幸病逝了。最小的姑姑死时才出生没多久，连名字还没取。奶奶是最后一个病逝的，死前她每天对着太阳祈祷，希望家里还有人能活下去。
当时家里的后事是表伯帮忙处理的，一开始家里还有棺材用，后来用完了只能去棺材铺买棺材。因为去了太多次，棺材铺老板甚至说要送表伯一个小棺材。表伯直接就给老板跪下了，说我家里只剩我父亲一个孩子了，再死就死光了。棺材铺老板意识到不对，当天就把那个小棺材烧了。
其实，那段时间不光是我家里在死人，村里其他人也接连发烧，陆续死了几十个人，几乎家家缟素。奶奶的妹妹怕被传染，一开始家里有人病逝时没来奔丧，直到奶奶去世，她才忍不住赶了过来，结果还是不幸被感染，回去后发烧病逝了。
我父亲幸运地活了下来。父亲说，当时他也被感染了鼠疫，昏睡了几天几夜才醒过来。虽然活了下来，但他身上出现了一块块的硬块，而且浑身发痒，后来还出现皮肤溃疡，一辈子都被后遗症折磨，丧失了劳动能力。
敦促日本政府
承认事实承担责任
父亲说，他其实从小身体就不好，是家里的“药罐子”，或许就是因为平时吃的药多，才让他在那场鼠疫灾难中活了下来。
爷爷从小就知道我父亲种不了地，就让他好好读书，希望他长大了能当个教书先生养活自己。爷爷去世之前，也一直叮嘱家里，要让我父亲好好读书。可家里人都死光了，当时只有12岁的父亲成了孤儿，家里的房子被烧掉，仅有的一些资产也在病中基本花光，最后是一位不富裕的远房姑母看爸爸可怜，收留了他，但也只能给一口饭吃。
父亲在贫困与病痛中挣扎着长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身上的皮肤经常会溃烂，发出恶臭。因为干不了活，赚不了钱，结婚后，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妈妈身上。2001年，68岁的父亲含冤离世。去世前，他跟我说起最多的内容，就是日军犯下的那些罪行，以及看着全家人一个接着一个发烧病逝，给他内心留下的终身苦痛。
日军给我们家庭的伤害，其实远不止这些。我的外公当时被抓去当挑夫，日军折磨他，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把他扔到水里浸泡。后来，外公好不容易逃出来，一路爬回家，但最终还是发高烧死掉了。外婆无力抚养两个女儿，妈妈和她妹妹成了童养媳，后来妈妈逃出来嫁给了我父亲。
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父辈经历的这段悲惨记忆，仍会时不时浮现我的脑海。1997年12月25日，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问题揭露会”一行8人来到丽水。那天下着大雪，我撑着伞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找，逢人就问是不是有日本人来了。问了好久，我才找到他们，最后面对面痛诉了日军对我们家犯下的罪行。
1998年，我们村一位90多岁的老人听说我不久前找到了日本人，哭着请我帮忙提供他的家人被日军屠杀的证据。这位老人的父亲当年是一位耕田的农民，被日本兵拿刺刀捅进肚子里，又把他的肠子拉出来绑在牛的角上，最后折磨至死。
2011年，我和庄启俭等四人一起自费前往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侵华日军在丽水犯下的这些罪行。有位日本律师听完我的故事后，被我们家的死亡人数所震惊，说这是他听到过最悲惨的细菌战受害家庭之一。
我已经70岁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有未尽的使命，就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发动细菌战的事实并承担责任、道歉谢罪，我会为此一直坚持努力下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记住这段历史，并永远警惕，不让这种惨剧再在世界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