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佩 严蓓蓓
讲述人：胡贤忠（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受害者遗属、宁波市海曙区博文巷居民）
我叫胡贤忠，出生于1932年。我小时候住在宁波开明街，那里很热闹，开着各种各样的商铺。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乙部隔离医院住院时，所看到的窗外凄凉景象——开明街上摆满了棺木，那其中也有我父母的。
飞机飞过，屋顶上“沙啦啦”地响
1940年，我和父亲胡世桂、母亲胡陈氏、姐姐胡菊仙、弟弟胡贤庆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位大哥在北京工作。我在离家不远的教会学校斐迪小学读书，刚上到四年级。
那时候，我的叔叔在北京开印刷厂，我家条件很好，在宁波开明街的街口有3间两层楼的店铺，分别是开明街66号、68号、70号。我的父母在街上开“胡元兴骨牌店”，就是卖麻将牌的，店里还请了几位制作麻将牌的工人。
1940年10月27日上午7点钟左右，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一架日本飞机飞到市区上空，撒下很多传单。传单上说，日本人要来接济我们，要给我们送米送面。大人们说，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当天下午2点多，空袭警报又响了，我当时和一起玩的小朋友躲在街道的墙角边，看见机身上有红色圆点的飞机飞过头顶，洒下一大片黄色的东西，屋顶上、明堂（当地对庭院天井的叫法）里“沙啦啦”地响，有很多麦子、面粉、棉絮掉下来。
当天晚上下了场大雨，瓦片上的麦子、面粉都顺着雨水冲进了旧时家家户户明堂里放着的水缸里。当时，宁波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用水，就是这种接在缸里的“天落水”。居民下雨时打开缸盖接水，天晴时再盖上。
我家也有两个大水缸，父母不知道日军空投了细菌，没有任何防备，照样取水烧饭。
最先死的是家里的一只鸡，它吃了掉在地上的麦子，第二天就死掉了。
后来，我放学回家，听到有人说租在我家开明街66号的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突然发病了，第二天晚上夫妇俩就死了。
10月31日早上，我的父亲也发病了，出现头痛、恶寒、发烧的症状，母亲赶忙叫了黄包车，把他送到了鄞县中心卫生院，医师诊断说是恶性疟疾传染病，要立即住院进行隔离治疗。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11月1日上午，开明街、东大路、东后街、太平巷四面八方都不太平，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同样的症状，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冷热病，去医院，多数也就是配来一点奎宁丸，可一点用也没有，死的人越来越多。11月1日一天内就有9人暴毙，之后最多的一天死了20个人。
看到开明街一带接连有人死亡，我的母亲意识到事态严重。11月1日，母亲匆匆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乘小船逃回了鄞县陈婆渡乡下老家。我的嫂子和侄子住在那里。
当天下午，我的姐姐胡菊仙就发病了，症状主要为全身发烫、呼吸急促、淋巴结肿大、两眼充血。没多久，我的弟弟胡贤庆也发病了，平时一向活泼的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高烧不退。11月2日，姐姐离世，那时她才17岁。第二天，我7岁的弟弟也死了。
被隔离的时候，
我趴在窗口望着家的方向
姐姐和弟弟先后死于鼠疫，父亲还在隔离区，我的母亲也在11月8日安顿好子女丧事后病倒了。
那时，防疫搜索队对疫区封锁很严格，要挨家挨户搜查，他们来到我家，把我母亲带去了甲部隔离医院，也就是当时的同顺提庄，我被邻居连夜送往姜山头潘家，又被搜索队找到，带到了开明街上的乙部隔离医院——当时是永耀电力公司，现在是宁波永耀大酒店。
那是个能容纳100多人的三层楼房，整个开明街疫区范围内没发病的人都住在那里，每天有两顿稀饭，没有床，所有人都挤在一起打地铺。
被隔离的时候，我每天趴在窗口远远地望着被封锁在疫区的家，想父母，想早点回家。只可惜，我看到的都是身穿白色防疫服的防疫队员从疫区里抬出一口口棺木的画面，像传说中的“白无常”一样。大楼底下，开明街上摆满了一口口棺木。
那时，有一位阿三伯伯也住在乙部隔离医院，有一天，他指着楼下的一口棺木跟我说，“胡大毛（胡贤忠的小名），那是你爸爸的棺木。”那口棺木就停在楼下面的街道上，我那时候年纪太小，还不知道悲痛，只是心里有点难过、害怕。
后来，阿三伯伯也发病了，被送去了甲部隔离医院。
11月11日，我的母亲在甲部隔离医院去世，也被放入了停在楼下的棺木里。
一直到11月21日，我才结束隔离。无依无靠的我只好又去乡下找嫂子和侄子，然后一起去北京找我大哥。1944年，我们又重新回到宁波，投亲靠友生活。
13岁时，我到宁波一家皮鞋店当学徒。1951年，我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军。1976年，我转业至宁波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之后参与筹建公共交通派出所，并担任指导员，于1992年退休。
“老胡，你愿不愿意去日本上诉？”
1997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开始后，王选找到我，问我：“老胡，你愿不愿意去日本上诉？”我当然愿意，我家里那么多人因为细菌战死掉，我要去告他们。
我文化程度不高，只上到小学四年级，但我还能写状纸，我脑袋也清楚，能客观地描述细菌战受害的情景。
之后，我先后3次去日本出庭作证或者参加相关活动，揭露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有一位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幸存者叫钱贵法，1940年时，他在当时的宁波元泰酒店当学徒，洗碗洗菜。开明街鼠疫暴发后，钱贵法不幸感染，已经气息微弱。被装入棺材的时候，有人发现他正在挣扎，他才被留在医院继续观察，最后他很幸运，痊愈出院了。王选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开过很多次会。1997年年末，钱贵法突然逝世，当时他71岁。
1998年2月，细菌战对日诉讼案一审就快开庭了，王选说：“老胡，你就带着贵法的照片去，在法庭上向他们说一下这个故事。”
1998年2月16日，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捧着钱贵法的照片，在法庭上告诉法官：“这也是受害者，他叫钱贵法，人已经死了。”我把照片捧给他们看，把钱贵法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2004年12月7日，我再次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在法庭上陈述因为细菌战，导致我家破人亡的往事。
2012年4月，我第三次去日本，介绍宁波细菌战受害情况，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王选刚来宁波的时候，我们一起开会的细菌战宁波受害者和遗属有30多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能活到93岁，我是幸运的。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年轻人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了解不多，不少年轻人认为细菌战离自己很遥远或跟自己没关系。这种观念，很危险！我也受邀去社区、学校讲这段历史，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