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佩 严蓓蓓
讲述人：田昉（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真相调查者）
我叫田昉（应受访者要求，使用其笔名），是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真相调查者。我从1997年开始关注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采访过100多位细菌战受害者和遗属。越是深入了解这段历史，越是为同胞们的悲惨遭遇感到悲痛，这么多年，我始终在历史的缝隙里不断拾起记忆碎片，希望拼凑组合出宁波细菌战真相。
黑洞吞噬着真相，
只能看到冰山一角
1997年，我接到一个工作任务——拍摄一部名为《开明街鼠疫》的专题片。
那时的开明街在我眼里只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我想无非就是在老街坊里寻找几位细菌战受害者或遗属，让他们讲述当年的亲历和回忆，但我没想到，这竟会是一项无比艰难的任务。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走访，我找到了七八位受访者。第一个采访对象名叫何祺绥，生于1929年。他的父亲在中山东路266号经营元泰酒店，11岁的他亲眼看见日军飞机在上空撒下“烟雾腾腾、黄的一片”。他的叔叔从酒店走出来，拿起一颗麦子放嘴里咂一口，对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没过几天，他的叔叔就死了。同样遭遇不幸的，还有酒店里的14位职工，他们也陆续死于鼠疫。
制作这个专题片时，许多谜团浮现。有人跟我说，“很多人死了，很可怕”，但具体的情况如何，由于认知受限，他们也说不清楚。我不能确定他是受害者还是见证者、旁观者，适不适合出现在专题片里。
在一次去郊外调查采访时，有不少村民跟我说，1940年前后，“时疫”很厉害，要了很多人的命。“时疫”是什么？我咨询了疾控专家，他们告诉我，“时疫”就是农村夏秋季节经常发生的流行病的统称，包括霍乱、伤寒、疟疾等等。但这跟鼠疫是否相关，或者就是鼠疫呢？不知道，无从查证。
最后，这个专题片在两周之内如期交稿。但因为采访困难重重，始终无法深入，我自己认为并没有做好，对这个片子也很不满意。
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罪行在战后长期被掩盖和尘封，日本政府至今仍不承认事实，不公开资料，不道歉赔偿，而抗战时的中国也没有条件做全面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吞噬着真相，我们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只能抓取只言片语，但无法拼凑出完整的全景。
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自己放弃追寻真相，就对不起死难者和历史。
投下鼠疫跳蚤前，
日军还在宁波撒过“毒粉”“毒末”
1999年，我换了工作，有了更多业余时间，便试图系统地调查宁波细菌战历史。
我访问过许多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走访了与细菌战历史记忆相关的近百处地点，在宁波市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档案馆等地寻找相关资料，终于从堆积如山的史实中挖掘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记忆。
比如，我在宁波地方报纸《时事公报》上找到了很多关于细菌战的报道。
1937年9月27日的《时事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标题为《敌机二架昨又飞栎社轰炸 并在市区盘旋撒放毒末 市民应严密防毒免为所害》的消息。文中写道：“昨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二分，有敌陆上重轰炸机二架，由西方面飞来，先在栎社机场投下两弹后，即飞入市区低空盘旋，撒播白色及淡黄色毒粉，历十五分钟，始向东北方面飞去。”
9月28日的《时事公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名为《敌机七架 昨又飞栎社轰炸 投弹八枚后飞市区播放毒粉》的消息。
由此似乎能够证明，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其实从1937年就开始进行实验了。还有部分报纸资料显示，在1937年之前，就有敌人进入宁波，利用伪装身份，一边探查城市布防，一边往市民、村民的井水、水缸和小溪里投毒。
之后，关于敌机撒播“毒粉”“毒末”的消息陆陆续续都在《时事公报》上有刊登。
1938年7月4日的《时事公报》上，推出“防疫特刊”，用大半个版面刊登《大家起来防疫！》一文，向民众科普伤寒、霍乱的传播方式、预防方法及患者的护理方式等等，呼吁民众一起防疫。其中提到“去年，大家总还记得，那样惨绝人寰的祸患，那便是在夏季里‘霍乱’病的流行，把宁波整个社会陷于混乱、慌张和惨痛的境地里，被恐怖和不可知的危险的疫氛笼罩着。”“去年在两个月间，光被霍乱侵扰的人达五千以上，死亡至百分之七之多，这就是说五千多个霍乱病人中死的占到三百五十几个。”“况且疫病绝不是限于一时，也不是只有霍乱一种。”
从这份特刊能看出，1937年，宁波的霍乱、伤寒十分流行，死亡人数比宁波开明街鼠疫多出数倍。这也与我1997年在宁波郊外调查采访的情况相符，村民们口中很厉害的“时疫”或许就是这场可怕的祸患。
1940年7月17日，日军侵犯宁波镇海口，进入镇海县城，后被防守镇海前线的中国军队阻击，最终把日军赶下海。为报复震慑宁波当局，当年10月27日，日本军机在开明街一带撒播鼠疫跳蚤，导致宁波陷入鼠疫流行，数百人丧命，妄图使当局放弃抵抗。
当年的11月5日，《时事公报》刊登报道——《钜祸！全体市民一齐来扑灭鼠疫》。之后的11月15日，《时事公报》上刊登了《疫区住户死亡率统计表》，许多住户备注一栏上赫然写着“全家死亡”！由此可见，鼠疫的破坏力有多强，多可怕！
可惜的是，在我之前并没有人系统地整理过相关资料。而很多档案，比如部分时间段的《时事公报》遗憾散佚。但对照受害者的口述和现有的史实资料，依然能够证明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的真实性！
这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2004年10月28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在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第八次开庭，我作为证人前往东京指证当年的日军罪行。
在那之前，我调查拜访了30多位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的受害者或遗属。每一位调查对象，我都留下了影音资料。
在日本法庭上，我陈述了我从1999年到2004年5年多时间对于宁波鼠疫调查的经过，纠正了之前提交的不准确的受害者姓名，补充了几位确实死于鼠疫的受害者姓名，比如那些在宁波疫区封锁之前逃走，之后死于疫区之外的人。
其中，我提到了一位名叫张康华的人。1940年，他17岁，是开明街宝昌祥内衣店的一名伙计。我在调查时，循着线索找到了他位于奉化孔峙村的家中，拜访了他的姐姐。张康华的姐姐说，张康华从宁波逃回家后，没几天就发病离世了，被葬在村口的孔峙山边。防疫处得知疫区有潜逃者后，派搜索队员去他家，他们挖出了张康华的尸体，用火焚毁。张母目睹这一切后，受不住打击，出现了精神问题。说这些时，张康华的姐姐泪流满面。
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向日本法官强调，这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的悲剧。后来王选告诉我，法官对我提供的证据比较认可。
2011年11月初，我到湖南常德参加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纪念活动。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中国原告团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见到我后很兴奋，用日语叫我的名字，递给我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金子顺一论文集》中《PX效果略算法》的复印件。
金子顺一是日军第731部队的军医，是石井四郎的左膀右臂。这篇论文的主题是论证鼠疫跳蚤在什么场地、用什么方式撒播能取得最好的攻击效果。而这些论证的根据就来自于日军在吉林农安，黑龙江大赍，浙江衢县、宁波，湖南常德，江西广信、广丰、玉山各地实施的6次实战数据。其中提到，1940年10月27日，第731部队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飞机撒播2千克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一次感染死亡人数为104人，二次感染死亡1450人，总死亡人数是宁波以前统计数字的15倍之多。
我推测，金子顺一所统计的第一次感染死亡人数，是根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有关浙江鼠疫调查的报告》中统计得出的（当时仅统计了有名有姓的死亡者人数，实际应多于该数字），时间应为1940年10月底至12月初，而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应该是日军1941年4月占领宁波后至1943年12月之前，由第731部队派人秘密调查、统计得来的。
我粗粗翻阅过后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就把它全部翻拍了下来。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百分之一百的直接证据！我从来没见这么完整的日军加害证据，无疑解开了自己的很多谜团。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真相，哪怕只能让真相多显露出水面一分，只要能让更多人听见历史的回响，所有的坚持便都有了意义。
我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早日正视历史，公开细菌战资料，彻底还原细菌战真相。
但我知道，这个梦想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