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材运
苏轼曾在《祭张文定（方平）公文》中放话：“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意思是，我苏轼从来就不愿为人撰写墓志铭，一生只为五个人写过，因为他们确实有大功大德。苏轼自己亲口说的，并且在《苏东坡全集》里有载，可谓言之凿凿。史学界大多沿用此说，详加考证者少。实际上，苏轼远远不止为五个人写过墓志铭。
为五人写了神道碑
首先要搞清楚“墓志铭”与“神道碑”区别在哪。墓志铭通常记述墓主世系、姓名字号及生平事迹，这一部分在前，称为“志”；后一部分是“铭”，多用韵文，总括全篇，主要是对墓主一生的正面评价。墓志铭与神道碑文体上相同，不同的是神道碑所记录的不是普通人，只有帝王、大臣才可配享。而墓志铭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都可以拥有。神道碑一般篇幅较长，墓志铭篇幅较短。此外，神道碑是公开立于墓外的，墓志铭则埋在墓内。
苏轼说的为五人写了墓志铭，事实上是写了神道碑，这五人分别为宰相富弼、司马光，副相赵抃、张方平，户部侍郎范镇。他们都是北宋一代名臣，德行高迈、政绩斐然。
以苏轼的臭脾气，要么只字不写，闭口不谈；要么长篇大论，说个痛快。大约对这五位名臣情谊深厚，苏轼思绪飞驰、放笔纵情。
1089年五月廿七日，苏轼为衢州人赵抃写了3500字的《神道碑》。早在1059年，赵抃任成都府路转运使时，就“举人于不相识之中”——向朝廷推荐了素不相识的苏洵为校书郎，故苏轼给赵抃写神道碑应该有报恩的成分，但毫无疑问的原因是——赵抃“世人标表”的高尚人品。
苏轼的厉害之处不单表现在文采上，还有他个人与碑主的亲疏关系，他总能“扣汤焖饭”般恰到好处。五篇神道碑，最短的是写司马光，只写了2300来字。最夸张的是写张方平，有7300余字。之所以薄司马光而厚张方平，大约是司马光晚年当政，尽管重用了苏轼，但当司马光要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之前反对新法的急先锋苏轼却认为新法不全是坏的，应该保留有价值的部分。两人因此产生嫌隙，而知遇之恩又不得不报。
在“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尚未出道时，成都知府张方平就举荐“老苏”为成都学官，并屈身向政敌欧阳修写信推荐苏氏兄弟。大意是：“眉山苏洵二子，苏轼、苏辙，皆有奇才，他日必成国家栋梁。吾虽与公政见不合，但为国家社稷计，愿公能识此二子之才，予以举荐。”显然，欧阳修被张方平的胸怀和气度打动。
在苏轼祸起“乌台诗案”时，已退休在家的张方平明知会触怒龙颜，却在第一时间赶赴朝廷，舍己救人。如此侠肝义胆让苏轼感动不已。所以老张死时，苏轼以孝子身份为恩公披麻戴孝，以泪磨墨，写下了平生第一长篇神道碑。
也为十人写过墓志铭
最早在宋治平二年（1065），30岁的苏轼为27岁早亡的爱妻写了墓志铭，就是那位让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王弗。1096年，在苏轼一贬再贬的路上，与之共患难的布衣荆钗杭州姑娘王朝云，34岁就染疫撒手人寰。苏轼以一篇《朝云墓志铭》与爱妾永诀。王姑娘最懂苏东坡，说“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苏轼盛赞：“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1080年、1085年，苏轼分别为乳母任采莲和苏辙保母杨金蝉写了墓志铭，这也折射出苏家与“下人”平等相处的良好家风。
1089年的冬天，苏轼一边哭一边为英年早逝的侄女婿（苏辙女婿）王子立写了墓志铭。想起十年前“乌台诗案”湖州被捕现场，在“亲戚故人皆惊散”之时，只有翩翩少年郎王子立、王子敏兄弟不避连祸，从容送老师苏轼到郊外，安慰苏轼“听天由命”，吉人自有天相，不必过于介怀，期待来年春天花下一起吹箫赋诗。苏轼泪溅枷锁，默默颔首。随后，王氏兄弟将苏轼一家老小安排到南京应天府苏辙处。对“二王子（苏轼对王子立、王子敏的爱称）”的患难之情，苏轼是永生难忘的。
陆惟忠是位道士，与苏轼相识于贬所黄州，苏轼格外珍惜这段友情。苏轼曾经一度迷恋烧丹炼药，探寻不死之方，与陆惟忠频繁切磋。有一次，陆惟忠吹牛，说自己已研究出长生不老之法，苏东坡反而很清醒地告诫陆道士：“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果然，15年后陆道士骨瘦如柴，50岁就死了，苏东坡用了一块精美的黑石为他刻写了墓志铭。此外，苏轼还为李太师、朱亥、宝月大师和惠州官葬暴骨者写了墓志铭。
曾代二人写了三篇墓志铭
苏轼曾替张方平写了《滕公（滕元发）墓志铭》《赵庸敬墓志铭》。
以张方平对苏轼这种恩情，让苏轼干什么都成，不要说写区区两篇墓志铭。
另一篇是苏轼代韩持国作《刘夫人墓志铭》。刘是清官苏舜元夫人，81岁时谢世。副相韩持国是苏舜元的妹夫，与苏轼交谊深厚，老友相求，却之不恭。当然，关键是刘夫人“孝友慈俭，薄于奉身，而厚施于人”的杠杠人品打动了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