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佩 李啸
讲述人：王明光（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村民）
我叫王明光，出生于1942年9月15日，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崇山村受害者遗属。在我出生1个月后，崇山村暴发鼠疫，我的哥哥王明荣和姐姐王明芳、王春凤死于日军细菌战，这是我们全家人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
夜半惊魂，日本兵来烧房子
我们一家有五个兄弟，两个姐妹。1942年11月的一天凌晨，天还没亮，日本兵突然来敲门，把门砸得哐哐响，他们让我们离开自己家，去后山背集合。
我的父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非常慌乱、害怕，刚收拾了点东西就被日本兵赶出门外，把躺在房间箩筐里的我给忘了。还是我的二哥哥王明华提醒他们，才折回房间抱起我，带着哥哥姐姐一起出门。
日本兵把大家都赶到村旁后山背的山坡上。有四挺重机枪架在小山坡上，防止被围起来的村民逃出去。
日本兵忙着在村里放火烧房子，有些高大的祠堂光靠稻草点不着，日本兵就用燃烧弹打。站在山坡上的村民眼睁睁看着传承数代人心血的房子化为灰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震天动地，那些房子整整烧了一天一夜……
后来，我们一家前往母亲的外婆家借住。我5岁的哥哥王明荣和3岁的姐姐王明芳是最早感染鼠疫的，他们发烧口渴，腹部和大腿的淋巴腺肿大，都死于1942年11月24日。另一位姐姐王春凤，当时只有4岁，死于11月28日。按照村里的习俗，孩子去世后是不能立坟墓的，我的父母只能在山上草草掩埋了他们。
这件事情成了我父母的伤心事，每次说起，母亲都会流泪。那时候我才几个月大，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家破人亡的悲剧，也是我家里人断断续续说给我听的。
诉讼的结果让我们很失望，
他们死得冤
房子烧毁后，我们一家人就在亲戚朋友家轮流借住。父亲一直给别人帮工挣钱，家里还租了点田地种粮食，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苦，饭都吃不饱，每天饿肚子。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土地改革，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田，也重新回到了崇山村造起了新房。
可父亲因为过得苦、干活累，身体不好，50岁左右就去世了，他到死都不清楚自己的三个孩子是怎么没的。一直以为他们是得了瘟病去世的，从没想过，原来是日军发动的细菌战把他们害死了。
我的母亲到现在也已经去世31年了，现在每年清明节、冬至和春节，我们都会上山去祭拜他们。可哥哥姐姐们的坟，却再也没有立起来过，因为不知道去哪里祭拜。
当王选、王培根等人找到我，提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索赔时，我毫不犹豫加入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原告团。我当时很激动，以为我们肯定能给家人讨回公道。
村里的原告代表一批一批赶往日本，在日本东京的法庭上讲自己家的受害情况，讲发生在崇山村的惨剧。
2002年8月27日，细菌战诉讼一审宣判日到来，我们在村里的中和祠拉了一个大喇叭，等王选的越洋电话。当得知一审败诉，我们很生气、不服，决定继续上诉。
诉讼10年时间，我从60岁等到70岁，但没有等到日本应该有的道歉。我很失望，我的哥哥、姐姐死得冤！
这段历史要一直说下去
虽然家境不好，但父母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我读书读到了初二，17岁时选择从军。
在崇山村，当兵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这是穷人家的一条出路，当兵至少能吃饱饭；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用鼠疫屠杀了我们的先辈，烧毁了我们的房屋，让我们没地方住、没东西吃。这段历史记忆激励很多年轻人毅然从军、保卫祖国，不让别的侵略者再欺负我们。
1959年，我从温州来到福建加入了海军高炮部队。直到1967年，我随部队进入越南，参加援越抗美作战。
当时我25岁，刚结婚一年，大女儿也刚出生。我心里很忐忑，第一次上战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国家需要我，想到崇山村鼠疫的历史，想到家人不幸惨死，我想自己绝对不能退缩，必须得保卫身后的祖国亲人。
在越南的10个月时间，我参与过多次战斗。那时候满天飞着的都是美国的飞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美机打下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弹炮烟尘遮天蔽日，营长班长都冲在前面，和战友们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我记得我和战友们打下过一架美国的战斗机，还把战斗机的碎片捡回来做纪念。
回到祖国后，我继续在部队服役了7年，然后转业回乡，到义乌冷冻机厂工作。1998年，我退休后回到崇山村生活，平日在家种些菜和瓜果，过上了安稳的晚年生活。
我与妻子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膝下有9名孙辈，我常常向他们讲述崇山村的历史，希望这段记忆代代相传。前几个月，最小的外孙去了北京的武警部队，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我现在已经83岁了，很多东西记不清了，但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把这段历史一直说下去，说给更多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