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佩 李啸
讲述人：王建政（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法定代表人）
我叫王建政，1966年出生，是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人。1994年，我还是一名木雕工。春节过后，我从义乌南下广州打工，在火车上买了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的报道。
我看到后非常激动，我们崇山村曾有400多人惨死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是不是也能向日本索赔？我的太奶奶和小叔叔都死于细菌战，是不是能为他们讨回公道？
我没有经历过细菌战，但细菌战的伤痕刻在我们每一个崇山村人的心里。小时候天黑后，我们都不敢独自在村中闲逛，因为根本不会知道，那些残垣断壁的灰烬里，藏着怎样的伤悲。
为什么我们的老宅不见了
我的祖屋在崇山村“旗杆下”，因为我的太太公曾中进士，又做过大官，所以屋前立着旗杆。但在我18岁之前，我们一家人一直租住在隔壁的江湾镇上，蜗居在别人的老屋里。印象中我们搬过很多次家，却一直没钱在老屋的空地基上造新房。
直到我10岁那年，母亲才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租房，为什么我们的老宅不见了，只留下空荡荡的地基。
母亲说，我的小叔叔王仿在他8岁的时候死于“一场瘟病”，我的太奶奶也是死于那场瘟病，我们的老宅是日本人放火烧掉的，当时一起被日本人焚毁的房子，几乎占了村庄的一半。
有一位名叫王菊莲的村民，她是一个接生婆，她那时候也感染生病了，听说日本人在村附近的林山寺给村民治病，就被骗过去了。后来，王菊莲通过厕所的粪洞逃出来。她回来后说，她在林山寺看到过我叔叔惨死的过程。我叔叔死前痛苦得双手挖地挖得十指出血，尸骨无存。
我的父亲叫王侗，生于1928年9月。1942年时，他已经14岁了，这些事情他都是记得的，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直到1995年，崇山村的后人王选带着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来到崇山村，我父亲才把他经历的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也曾问过他为什么从不说？我父亲说：“我们以前不知道细菌战，只知道这是一种很厉害的‘瘟病’，有些说话难听的人说这是‘做人不好，才会染上的恶病’。”
鼠疫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崇山村人仿佛被打上了歧视和偏见的烙印，到哪都不被待见，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说自家的情况。
我猜，父亲也是觉得太心痛了，所以不想去回忆，故意逃避。
父亲的一生
都被时代洪流裹挟
我父亲小时候家里条件好，1942年之前，他一直在丽水读书，那时丽水是浙江战时的省会。浙赣战役后，爷爷担心父亲的安危，就把他带回了家，到附近佛堂镇的一家店里当学徒工，帮人看店。所以鼠疫屠杀崇山村人时，他逃过了一劫。但他的苦，也是从这一场灾难开始的。
由于房子被烧毁，我父亲一家人没有地方住，一直过得很穷苦，只能到处租房子或者在亲戚朋友家借住。
父母婚后一共生了5个孩子。我是唯一的男孩，另外有云台、云英、巧云、雪珍四个女孩。
为了养活我们一家人，我父亲做过很多工作。1949年他参军，成为一名卫生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因为得了疝气影响了战斗，前线医药紧张，他回到了后方医治。退伍后，我父亲在江湾镇上开了一家“便民诊所”，后来遇到公私合营，“便民诊所”被并入“江湾联合诊所”。
之后，父亲为了生计，去到宁夏石嘴山一所煤矿当矿工，他干活很勤劳，因为有医术，有空的时候还会到煤矿的医疗站里帮忙，领导看他勤奋，就让他当煤矿里的采购员。那时我大姐已经出生了，我父亲一年回不来几次。有一次他出差要路过义乌，就干脆请了探亲假回家。
那时父亲工资很高，月薪有200多元，他回来时穿着皮衣皮裤，抽的是农村少见的带嘴的香烟，有人看到父亲这么阔绰，就去举报他在外面“投机倒把”。他的工作证、复员证、工会证都被收走，人也被看管起来不准再出去了。
父亲因此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的战友鼓励他做赤脚医生。自我懂事起，他就一直在村里做村医，帮村民看病。
1984年，父亲终于有了些经济能力，把被日本人烧掉的房子重新盖起来。我们一家人也搬回了崇山村。
父亲经历了很多，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着，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来，身上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历史。
那么多人受害，
不能没有人去发声
1995年起，崇山村开始全面启动细菌战历史调查，筹备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当时我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诉状，详细描述了我叔叔、太奶奶遭细菌战迫害，我家的祖宅被日军烧掉的事实，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勇于担责。
那时我父亲身体挺好的，我就劝他加入受害者原告团，为亲人伸冤。我知道，即使我不说，父亲也会加入的。那之后，村里的老前辈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我在家的话就会去旁听，站在人群后面，特别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但在2000年2月，一审结束前我父亲就含恨去世。我不甘心，我继承了他的原告诉讼权，代替他继续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伸张正义。
我是崇山村的儿女，我们崇山村那么多人受害，不能没有人去发声。人是有人权的，人权不能受侵犯，我们要站出来把这个道理说明白。可经过终审判决，诉讼的道路几乎是走到头了，日本政府的回避和模糊的态度，让我们非常气愤。
诉讼结束后，2010年7月，我和王选、王基旭等人自费又去了一次日本，在参议院里向日本法院、日本政府表达我们民间的诉求和态度，表明我们会继续申诉。当时有很多日本民众来听我们的演讲，问我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捐款，表达了继续支持我们维权的意愿。
2014年6月，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正式成立，我们终于有了能发出受害者声音的正规组织。
时光荏苒，遗属协会的会员一年比一年少，那些老前辈去世之后，很少会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在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那面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成员的照片墙上，30位来自崇山村的原告代表，如今仅余王选、王明光、王基木、王桂春、王丽君、王福元和我7人健在。
1942年11月18日是崇山村被日军焚村灭迹的日子，所以我们把这一天当作缅怀所有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受害同胞的纪念日。每到这一天，我们都会以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的名义，在义乌和平公园组织纪念活动，怀念逝去的亲人，铭记细菌战历史。
不管平时工作多忙，一旦遇到与细菌战历史记忆有关的事情，我都会暂时放下工作。这是我坚持了30年的事情，是我父亲永远的伤痛，也是我一生的心结。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开，就让它长存心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