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佩
64岁的王越是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人，曾就职于义乌市卫生局、档案馆（局）等单位。不同的工作轨迹，最终都汇集于义乌市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工作。
从儿时听闻村中口口相传的鼠疫惨案，到小学阶段接受“忆苦思甜”教育真正触及历史；从听闻细菌战跨国诉讼的消息，到亲身参与征集原告团成员档案资料；从日常研读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相关书籍，到参与起草修改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展览大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沉淀，那些零散的细菌战历史记忆碎片终于在王越脑海中拼凑成一幅清晰的图景。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抗战时期的义乌鼠疫是如何发生的？
王越：1940年10月4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用飞机在衢县撒播8公斤鼠疫跳蚤，引起衢县鼠疫暴发，疫情在1941年再度流行，并经浙赣铁路传至义乌。1941年9月，义乌发现首例鼠疫病人。该病人是36岁的义乌火车站职工郦冠明，到衢县开会后感染鼠疫，于当年9月5日乘火车回到义乌稠城镇北门街5号的家中，次日突然死亡。由此，义乌鼠疫暴发，直到1944年才停息，时间长达3年，范围遍及全县90多个村庄。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鼠疫的有名有姓者达1300多人。全县有三十多户家庭惨遭灭门之殇，其中稠城、崇山两地受灾最重。
记者：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崇山村村民集体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交的“联合诉状”。崇山村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伤害？
王越：崇山村始建于明朝初年，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典型江南村落，王氏宗族在此繁衍生息，因人丁兴旺，被誉为“义乌南门外第一村”。村边黄土坡上曾生长着一片古老的松树林，崇山之名故源自松山。
1942年10月，崇山村村民王焕章突然感染鼠疫，之后发病去世。随后，王焕章的儿子、儿媳、孙女，以及为王焕章看病的中医王道生，都感染鼠疫去世。
鼠疫从他们开始，逐渐蔓延到整个村庄。相关调查显示，从当年十月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崇山村因感染鼠疫而亡者有411人，占当时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崇山村为中心点暴发的疫情，随着人员流动，逐渐殃及周边60多个村庄，其中塔下洲村就是受崇山村直接感染的村庄，该村在一个半月的时间，有103人被鼠疫夺走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一。
鼠疫发生后，由于死亡人数多，病死率高，崇山村被日军关注。为检验细菌战效果，当年11月7日，侵华日军派出特遣队，来到崇山村入户进行身体检查，日军以救治为名将40多名村民哄骗至林山寺，实施活体解剖，抽取血液，切除内脏、淋巴结、肢体等，进行检验，将检出的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11月18日，日军为了控制疫情，放火烧毁了崇山村531间房屋，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使700多名村民失去了家园。
2014年，义乌市档案局委托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核实登记细菌战受害者名单，时年85岁的王菊莲老人，讲述了见证日军活体解剖的一幕。当年她14岁，当天，她带着饭菜去林山寺给染病的堂姐送饭，却看到寺庙里几十个乡亲面色苍白，排成一条长队。更令她毛骨悚然的是，院子里摆着杀猪用的木桶、门板和条凳，几个身穿白衣、头戴防护面罩、套着长手套的日本兵，正拿着明晃晃的长刀对着躺在地上的村民。她很害怕，扔了饭篮就从围墙的破洞钻出去，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家。一路上，耳畔始终回响着林山寺内村民的哭喊和日本兵的声音。
记者：您亲历了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的筹建和开馆，能否介绍一下该馆的建设过程？
王越：崇山村是深受日军细菌战荼毒的受害地，也是见证日军实施野外活体解剖罪行的铭记地，更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发起地和集结地。鉴于崇山村在细菌战历史记忆中的特殊地位，在此建设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以下简称“义乌陈列馆”），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早在1996年，义乌市有关部门就批复建设“细菌战遗址馆”。2001年，民间自发在凤林王氏曲江祠堂设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2010年，稠江街道办事处着手推动新建纪念馆。2015年，义乌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崇山村和林山寺周边区块建立国内首座以纪念侵华日军细菌战遇难同胞为主题的公园——和平公园。2019年建成的义乌陈列馆是和平公园内的核心建筑，建筑面积8600多平方米，展陈面积3100多平方米。义乌陈列馆内的展览分为“跨世纪的诉讼”“反人类的罪恶”“无法掩盖的罪证”“不能忘却的纪念”四个部分，通过700余张历史照片、数千份档案及实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启示人们认知、铭记和思考，汲取历史教训，祈愿世界和平。
记者：如今，义乌的民众一般用什么方式来铭记细菌战历史记忆？
王越：义乌民间将每年的11月18日设定为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义乌市有关单位，自行组织干部、职工、学生参观和平公园，在铭记历史中寄托哀思。在清明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等特殊日子，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联合义乌陈列馆开展系列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退休后，我在义乌陈列馆担任铭记历史报告员。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些来参观的青少年，他们会认真记录笔记，请家长拍照留念。这些举动，让我深深感受到历史记忆正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特别令人动容的，是一些日本和平人士的到访。如日本律师、学者一濑敬一郎、奈须重雄、末永惠子、松野诚也等，先后向义乌陈列馆提供或捐赠了细菌战历史的重要史料，松野诚也还郑重地写上寄语“日中友好，日中不再战”。
我相信，直面战争记忆方能坚定和平信念，细菌战的历史记忆不会消逝，它正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延续，成为跨越民族和国界的集体记忆，警醒着人们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坚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