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丽芬 李啸
讲述人：薛路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江山市一如既往志愿服务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我叫薛路路，今年53岁，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江山原告代表薛培泽的儿子。父亲生命中的最后10年，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陪着他继续走访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看着他一遍遍地向人们讲述日军在江山犯下的暴行。
父亲晚年一直呼吁，绝不能解散中国原告团，如果有人作古则以遗属替代，要坚持告到海牙国际法庭，彻底清算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战争罪行。
我一直在想，父亲留给我的最大遗产，可能是心中的大爱，他用尽力量去抗争，去追讨真相，告慰那些逝去的无辜生命。而我的选择是，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关爱生活中的困难群体，将父亲的那份爱，一如既往下去。
“给我做一口小棺材……”
1929年，父亲出生在距离江山县城4公里的何家乡田蓬村（现为虎山街道店前村），家中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老四。原本平静的生活，在日军的铁蹄下变得支离破碎。
1942年夏天，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江山县城沦陷长达75天。彼时，年仅13岁的父亲，虽年纪尚小，却也未能逃过日军的魔掌。
是年8月10日，父亲与12岁的外甥赖清泉像往常一样到江山县城附近的西山放牛。远处突然传来阵阵枪响和犬吠，他们察觉到不妙，赶紧牵着牛躲进茂密的山林深处。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搜山的日本兵就端着刺刀闯了进来。
父亲回忆说，那刺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日本兵的吆喝声和皮靴踩断树枝的声音，让他的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最终，他们俩还是被发现抓住，日军逼迫他们赶着两头水牛一起走，结果牛跑进水塘不出来，恼怒的日军就开枪把牛打死了。
在县城城隍庙的日军兵营，父亲和赖清泉被迫服了10多天苦役。“给日本兵碾米、洗菜，用蒲草扇给日本兵扇风解暑，还要饲养他们从老百姓家里搜刮来的家禽和牲畜。”父亲曾哽咽着告诉我，那里仿佛是没有牢笼的监狱，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稍有不慎就会挨打。
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还亲眼看到很多中国人被日本人残忍打死。有的老百姓只因为多看了日本兵一眼，就被当作“可疑分子”当众刺死，每每想起那些惨叫声都让父亲不寒而栗。“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盼着能活着回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他生前经常说起这句话。
8月20日，同样被日军抓来当苦力的青年人吕红双暗地里告诉父亲:“看样子日本兵要退了，你俩赶紧设法跑回家。”父亲和赖清泉趁日军不注意，溜出兵营，躲在稻田里，到晚上时才沿着浙赣铁路一路跑回家。
没有想到，劫后余生的欢愉转瞬即逝。父亲刚回到家中，更大的灾难却接踵而至。住在清湖镇七里桥村的姑姑薛泉妹号啕大哭着冲进家门，哭诉了3个孩子被日军毒死的事情。
薛泉妹就是赖清泉的母亲，父亲赶紧陪着姑姑和赖清泉前往七里桥村查看。姑姑家中的情景，是一幕令父亲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昏暗的油灯在死寂的房间里摇曳，9岁的外甥女赖双兰、4岁的外甥女赖双花以及6岁的外甥赖清漾蜷缩在没有稻草、没铺席子的床板上，他们的身体已经发黑，地上满是呕吐和排泄物，苍蝇嗡嗡乱飞……
原来，三个孩子在一天前吃了日军分发的毒米粿。当时，这些日军谎称是中国军人来慰问村民，说日本兵要败退了。孩子们吃下后仅仅过了一天一夜，就在痛苦中离世。姑姑告诉父亲，双兰在弥留之际，用尽全身力气最后说的话是“给我做一口小棺材……”
“日本兵连小孩子也不放过，这笔仇一定要报！”姑父悲痛欲绝地搂着赖清泉，声音嘶哑地哭喊。
父亲和清泉在七里桥村住了一夜后，也突然开始发病。起初口渴得厉害，怎么喝水都不解渴，紧接着就是腹痛腹泻，身体忽冷忽热，吃不下任何东西。没过两天，他们便因脱水而眼窝凹陷、骨瘦如柴，只能卧床苟延残喘。
幸运的是，家中有位开中药店的亲戚及时开出药方，在连续服药一个多月后，他们才勉强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好运的眷顾。父亲后来调查发现，七里桥村当时人口有300多人，被日军毒死的有83人。老百姓都说日本人要像“毒死老鼠一样毒死我们”。
“我也要上战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悄然涌动着反战思潮。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几十名原731部队成员，随后他出版了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引发日本各界轰动。
关于战时最高机密——日军细菌部队的真相冰山，自此浮出了一角。
1996年6月，一些关注细菌战问题研究的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组成了日军细菌战历史揭露会，支援中国受害者进行调查与诉讼。同年，王选与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沿着浙赣铁路重访细菌战受害地，江山细菌战受害者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那次见面意义非凡。调查团带来了《井本日记》等证明日军加害的第一手档案。父亲这才终于知道，当年害死乡亲们的毒米粿里，藏的是霍乱菌。
已经从江山市文化馆退休的父亲，从此将全部心血都倾注于江山市的细菌战调查和受害者的组织联络工作。
他结识了同为细菌战幸存者的郑科位老师，两人成了最默契的伙伴，奔走于漫长而艰辛的调查之路。每到一个村庄，他们都会挨家挨户地走访，将那些痛苦的回忆一字一句记录下来；有时为了核实一个细节，他们要往返几十里路，反复确认。父亲也会握着受害者遗属颤抖的手，轻声安抚：“别怕，把心里的苦都说出来，我们一起让真相大白。”
晚上回到家，父亲总是坐在那盏老旧的台灯下，戴着老花镜，仔细整理白天收集到的资料。泛黄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还有他亲手绘制的地图，标注着每一个受害地点。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也要上战场！”“这一仗无论多难，为了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同胞，我们都要打下去！”这是那段时间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1998年5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第103号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诉讼案，父亲和衢州原告代表杨大方一同出庭进行控诉。
他在陈述中说道：“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全面承认细菌战的事实。历史是无情的，想要隐藏事实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权利来揭露罪恶的细菌战的事实！”
那一刻，父亲就是一名战士，每一位原告团成员就是他的战友。他们并肩站在异国的法庭上，面对被告日本政府代表冷漠的面孔，没有丝毫退缩。
“原告团不能散，继续接棒下去”
父亲曾和我说起，当年在法庭上，他注意到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始终低着头，面色阴沉如铁，辩护律师也只是偶尔翻阅文件，极少发言。父亲说：“这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让日本政府承认罪行，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
这场震惊世界的跨国诉讼，历经两轮审判，耗时整整10年。尽管最终结果是中国受害者败诉，但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都在判决书中承认了731部队的一切罪恶事实。
“虽然我们没等到赔偿和道歉，但真相已经被世界看到，我们向着胜利跨出了一大步！”得知审判结果后，父亲眼角闪烁着泪光。
父亲不仅投身细菌战调查，还积极参与杜立特行动大救援等历史事件调查。他常说：“历史的真相，要从多方面还原。” 晚年时，父亲身体每况愈下，但只要有人来询问细菌战的事，他都会强打精神，详细讲述。
晚年的父亲还念叨着要推进新一轮细菌战诉讼。“不能解散原告团，即使我们走了，我们的后代、遗属也要继续接棒下去，要坚持告到海牙国际法庭，彻底清算日军的战争罪行。”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成了他去世前最大的遗憾。
父亲在江山市区市心街的老宅还在，我一有时间就会去那里整理父亲的遗物。离开父亲的日子里，我感悟着父亲留给我的精神，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我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成立了江山市一如既往志愿服务中心，坚持着“把一个人做好事，变成一群人做好事，把一时做好事，变成一辈子做好事”。中心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帮助“一老一小”与低收入群体，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凭借出色的表现，收获了诸多荣誉，去年，我被评为浙江省社会组织领军人物。
闲暇时，我会去江山的西山公园登山，风吹过树林的时候，就会想起1942年夏天，父亲在山上躲藏的情景，想起他一次次述说死里逃生故事时的颤抖声音……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你我皆是守护者，人生路上的拼搏和攀登，就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