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丽芬 李啸
讲述人：郑科位（侵华日军细菌战幸存者、受害者遗属，江山市退休教师）
我叫郑科位，生于1934年，江山市清湖街道七斗村是我的故乡。只要我回到故乡，都会去瞻仰村边的那座“细菌战受难者纪念碑”——上面刻着我和亲人的名字，安放着我们的哀伤，铭记着我们的血泪。
我听说耶路撒冷有座“哭墙”，“细菌战受难者纪念碑”就像我们村的“哭墙”，它是七斗村人共同的记忆和情感之碑——我们所亲历的战争记忆，等待着被倾听，渴望着被理解，期盼着正义的真正抵达。
“你们老百姓受苦了，这米粿也给你们一点吃吃”
七斗村是个美丽安详的村庄，村子北靠乌木山，南临江山港，处于江山县城到清湖古镇的必经之路。1942年夏天，稻子快熟了，日本鬼子也来了。
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的那天，我跟着父亲在田里拔草，远处传来“咔咔”的皮鞋声，比晒谷场石磙碾压稻穗的吱呀声还刺耳。很快就看见几个鬼子端着枪挨家挨户砸门，硬底皮鞋踹门和举着枪托撞门的声响，像闷雷滚过心头。
为了活命，我们全家往灵山后村、深渡村逃亡。可鬼子就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他们牵着狼狗挨村搜索，抢粮食时把米缸倒扣在地上，村里到处都是鸡飞狗跳的声音。我曾经躲在门缝里亲眼看见进村扫荡的鬼子，在稻田里枪杀一名男性村民，据说这个人被日军认为是中国军人。
战事消停一些时，我们才回到老家。由于担心鬼子突然袭击，每天天不亮，父母和姑母就揣着半块冷饭团往山坳里钻，村里很多人家也是这样，白天只留老人和孩子在家留守。
是年8月18日上午，日头正晒得瓦背发烫，两个30岁左右、穿着普通衣服的中年男人闯入我家，其中一人肩上挑着两篮米粿。这米粿是一种茶杯盖大小的圆饼，有点像江山人丧事时祭奠逝者用的老寿粿。
他们一屁股坐在中堂的条凳上，领头那个用袖口抹着汗，笑着对我奶奶廖秀有说：“日本兵要退喽，我们是中央军先遣队，来接大部队的。你们老百姓受苦了，这米粿也给你们一点吃吃。”说完就拿出用牛皮纸包好的五个米粿放在长条凳上。
听到日军撤退的消息，奶奶欣喜万分！她虽讲不好普通话，但高兴之余也和来人搭讪了几句，然后送他们离开。
回想到几日前，村里有人在附近的大马路上，见过大队日军向北撤退，现在又有人来接中央军，看来鬼子确实要离开江山了。故此，奶奶开心地招呼我吃米粿，毕竟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米粿实在珍贵，而在这一刻更像庆贺的喜饼。
我刚接过这米粿，便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像刚从中药铺抓回来的苍术，我注意到牛皮纸的纸角还沾着暗褐色的粉末。捏着鼻子咬了一小口，就碍于气味不吃了，奶奶却吃了一整个。
过了一会儿，隔壁村的王缨盛叔叔路过我家，奶奶告知此事后，他也吃了些。伯祖母郑童家带7岁女儿郑金英来玩，奶奶高兴地拿出米粿分给她们吃，金英嫌有味摇头说不吃，伯祖母尝了点也觉味难闻不再多吃，遂把米粿放在条凳上。
奶奶见她们不吃，任米粿被苍蝇叮咬，便生气地说：“你们都怕死，让我吃，吃了好全尸！”便把伯祖母吃剩下的米粿都吃了。
我6岁的妹妹郑春凤从小被寄养在邻近蔡家村一户农户家里，奶奶分到米粿后，也念念不忘这个小孙女，当天下午，就带了一点米粿送到她家，让我妹妹吃下。
傍晚，我父母和姑母回到家，见米粿药味很浓，一再说吃不得，可奶奶舍不得扔，准备藏起来慢慢吃。
哭声像瘟疫一样在蔓延
出乎意料的是，这米粿里藏着死亡噩梦。从第二天下午起，一幕幕惨剧接连发生。
我突然上吐下泻，肚脐眼下像被烙铁烫穿般剧痛，浑身难受。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从床上滚到床下，母亲扑过来想抱我，手刚碰到我的皮肤就猛地缩回——那热度像刚从灶膛里扒出的火炭。
“水……水……”我张着干裂的嘴唇想喊，却只能吐出带腥气的白沫，眼睛深陷进眼窝，看东西全是重影，不知自己是死是活。
这时，姑母掰开我的嘴灌下混着草根的黄泥水，那土腥味呛得我咳嗽，却让烧得发糊的喉咙感到一丝凉意。
“死马当活马医！”姑母哭着捶打我的后背，我呕出一摊黑水，里面漂着几片碎米粿。虽然侥幸逃脱死神的魔爪，但这场劫难也严重摧残了我的体质，少年时一直面黄肌瘦，成年后也是体弱多病。家人说我是“被鬼勾走了半条魂”。
回到当年，正当大家围着我手忙脚乱时，奶奶也不幸发病，躺在竹床上呻吟。姑母后来告诉我，她去送水时，看见奶奶的嘴唇紫得发黑，好在奶奶吃了些炒熟的桃仁，也灌了些黄泥水，拖了一段时间终于保住性命。
不过，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所有人。隔壁伯祖母童家娘的惨状让人揪心。她发病后上吐下泻、浑身抽搐，牙齿咬得咯咯响，十根手指黑得像泡过墨水，休克后瘫在地上。当送终的白蜡烛在灵前点燃时，同村的郑炳才闻讯赶来。他懂点医术，便用针扎破伯祖母发黑的指尖，然后用嘴吮吸，伯祖母渐渐缓过气来。可当晚郑炳才就倒在自家灶间，病发身亡。
我在模糊的意识中，被一阵又一阵的哭声惊醒。最先传来的是缨盛叔叔的死讯，他的老婆报丧时边哭边骂“天杀的日本佬”；接着是妹妹郑春凤突发上吐下泻的消息，经过土法抢救后，转为慢性肠炎，拉肚子持续了半年多不幸离世；时年3岁的弟弟郑科立，也死得很凄惨。他出生后被过继到本村的周家当孙子，他们一家中有四人吃了日本鬼子给的毒馒头，弟弟和养祖父周日华不幸身亡。
那些日子，哭声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四周村庄也不断有人死去，那些死去的人都吃过日本鬼子给的食物。
鬼子究竟在里面下了什么毒？
我要为他们和自己讨一个公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但童年那段惨痛的经历，让我始终如鲠在喉。那些逝者的冤魂，似乎一直在我耳边呼喊，要我为他们和自己讨回公道。
从遂昌调回江山工作后，我一有机会就去打听当年悲惨事件的细节，收集乡亲们的口述回忆。只是个人的力量太过微薄，我时常感到无力和迷茫。
转机出现在1997年，同样吃过日军毒米粿的幸存者——江山市文化馆干部薛培泽找到了我。
“老郑，咱们不能就这么咽下这口气，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不能白死，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鬼子的罪行！”薛培泽告诉我，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已经来过江山，原来当年分发毒米粿、毒馒头的是日军细菌战部队，那些看不见的杀人恶魔其实是日军投放的霍乱菌……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日本鬼子放的是砒霜一类的毒药。
后来，在薛培泽的介绍下，我加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原告团。
1999年12月，我作为江山市的原告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席了诉讼索赔案的第一次诉讼第12次开庭，并办理了第二次申诉手续。
启程去日本前，我和七斗村细菌站受害者遗属周法源一起，在七斗村及周边村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采访了31位细菌战幸存者、受害者遗属、知情人等，整理了一份调查实录。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我们村及周边8个自然村，十日之内便有数十人发病，其中27人暴毙，死者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
随着走访调查的深入，前所未有的黑幕逐渐映入我们的眼中。我们看到了侵华日军的残忍毒辣，看到了中国百姓的淳朴与善良。
调查发现，当年这些日军是兵分多路同时分发毒米粿、毒馒头等染疫食物。他们中，有的假扮说普通话的中国百姓或军人，我怀疑这些人是汉奸；有的则是直接穿日军军服，谎称自己败退至此。
中国百姓对于日军罕见的食物赠予行为，并未多加怀疑。村民周日华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他说：“日本人要叫我们死，‘送’我们一颗子弹就可以了，何必做馒头给我们吃？”他直到染病身亡也不知道，日军竟然会发动细菌战，犯下反人类的暴行。
2001年3月21日，七斗村的原告代表周道信在东京法院出庭时，专门展示了根据记忆复原的日军毒米粿样品，并当面呈递给法官。这场细菌战受害者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虽以败诉告终，但我们知道，为正义和真相而战的斗争远没有结束。
从日本回来后，我和七斗村的受害者遗属们四处奔走联络，终于建起了“细菌战受难者纪念碑”。此后，我们还经常举办展览和讲座，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历史，让年轻一代铭记日军罪行，珍惜和平。
七斗村纪念碑上那些留名的细菌战幸存者，正在日渐凋零，但是那副楹联的精神将永远存在——不忘国耻家仇，振兴中华民族。这是我们世代都要铭记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