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吴建平（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遗属、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
我叫吴建平，出生于1962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的遗属。每当我站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里，看着那些铭刻着沉重历史的老宅和展陈内容，思绪总会飘回到许多年前，父亲吴世根还在世的日子。
“诉讼是为了彻底揭开真相，
这是另一场战争”
父亲常对我说，在他小时候，衢州原本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地方，然而卢沟桥事变后，一切都被打破了。
1940年10月4日，侵华日军的飞机，在衢州上空投放感染鼠疫的跳蚤，悍然发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衢州鼠疫连续8年大流行。
鼠疫曾在14世纪毁灭了欧洲40%的人口，留下了“黑死病”的恐怖之名。而此时，它成了游荡在三衢大地上的死神。
日军空袭之后，致命的鼠疫迅速在衢州大地扩散开来，1942年6月，日军攻占衢州后，又通过多种作战方式，再次实施了包括鼠疫、伤寒、炭疽、疟疾等在内的多项细菌武器攻击，衢州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父亲一家也未能幸免。我父亲吴世根原本姓陈，出生于1930年，住在城郊的黄家乡陈家村，由于不堪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袭扰，爷爷陈发标遂带着一家人于1940年年初逃至将军乡吕家村外曾祖母家暂住。
当时爷爷陈发标为了谋生计，在衢州城里从事清道夫的工作，日复一日与城市生活垃圾的接触，让鼠疫有了可乘之机。
1941年5月初的一天，叔叔陈小世根（时年9岁）突发高烧，家人开始认为他患感冒，找中药给予治疗，但到第三天病情越来越严重，就进城找医生看。
当时医生说“这不是感冒，而是鼠疫传染病，已没有几天可活了”，并要求隔离减少接触，以防传染。后来叔叔就住进了厨房边的柴火间，不到一周时间便离开了人世。就在他死后不到三天，只有两岁的姑妈陈四英也被传染上此病，过了五天就死了。
叔叔、姑妈走后，奶奶天天痛哭，把眼晴都哭肿了。父亲和大姑妈见状，也跟着哭，全家把眼泪都哭干了。
不曾想旧殇未了，新痛又起。1942年7月初的一天，两个日本兵闯进吕家村把我爷爷和邻居吕根生抓去，要他们带路去附近的廿里镇富里村。结果路上爷爷被日本兵用刺刀连刺七刀惨死，当时他才36岁啊!
偷偷逃回村里的吕根生，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奶奶，奶奶哭得死去活来。
生活的苦酒，只能自己默默咽下去。日本兵把外曾祖母家的房子烧毁后，奶奶只好带着我父亲和大姑妈，改嫁到廿里镇石塘背村吴家，从此我父亲改姓吴。
父亲到达吴家时是1942年年底，那时的衢州城内，已经被战争破坏得处处断壁残垣，街道上萧索沉寂，在寒冷的冬天更显荒凉，而在石塘背村的空气中，同样也飘荡着悲恸的哭声，很多村民的心中，都暗藏着伤疤。
父亲后来才听人讲起，原来日军在石塘背村犯下过屠村的罪行。1942年7月13日，村里突然来了几十个日本兵，他们进村就烧房子，见人就杀，在三四个小时内枪杀了村内56名乡亲，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子……
国仇家恨，让父亲铭记在心。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服役29年，转业后曾在衢州水泥厂等处担任领导职务。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越发坚定地想要为那段被伤害的历史发声。所以，当得知有日本律师愿意免费帮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起诉日本政府，父亲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原告团，希望为逝去的亲人追索真相，讨回公道。
1997年8月11日，包括父亲在内的中国108名（后增加至180名）鼠疫和霍乱细菌战受害者的代表将一纸诉状正式递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他们以日本国家为被告，要求日本“承认731部队从事细菌战的事实，进行反省和谢罪，并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的一审共经历了28次开庭审理。每次都会有中国原告团成员远赴东京出庭作证。
2001年3月中旬，时年72岁的父亲作为原告代表，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27次开庭。临行前，我们子女都劝他别去折腾，觉得这官司赢不了。我们那时不理解父亲的选择，既然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为什么不肯忘记，不肯从苦难中解脱？
“和你们谈，简直是对牛弹琴！”饭桌上的父亲，生气地嘟囔着，这一幕被在场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拍进了纪录片《731部队》中。
父亲后来和我说过，2001年3月21日他在东京出庭那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死去的亲人，陈述时数次落泪，身体一直不停地颤抖，最后签字的时候，只好用左手紧紧抓住右手，所以‘根’字的最后一笔还是写得歪歪扭扭的。
距离父亲出庭一年多后，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迎来一审宣判。
不出所料，东京地方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否定国际法中的个人请求权”“强调《日中共同声明》中国放弃了赔偿请求权”等理由驳回了原告请求，但在判决书中罕见地认定，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罪行，并承认日本政府对此负有国家责任。
消息传到国内，父亲哭了，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缺钱，也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让对方承认这段历史。”
父亲生前常说：“诉讼是为了彻底揭开真相，这是另一场战争。”可以说，每一位原告团的成员都是这场“战争”中的斗士，他们深知这场诉讼的艰难，却从未有过丝毫退缩。
如果连受害者也沉默的话，
那么真相将永远沉没
父亲去东京出庭那次，王选带着他和几名原告去看了731部队成员为纪念死去战友而修建的无名墓园。看到墓园庄重肃穆，墓碑气势高大，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侵略者的墓弄得那么漂亮，我们遇难的亲人连骨头都没了。”
回到衢州，父亲和原告团成员杨大方、原告团专家证人邱明轩等一起商议，建立一个细菌战展览馆。他们的想法是，把罪证立起来，这罪恶的一页就翻不过去。
对于这个想法，去看过靖国神社的杨大方也深以为然。老杨叔叔在靖国神社看到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照片供人顶礼膜拜时，也是气愤得不行。很快，这三位当过兵的老人，便投入到展览馆的紧张筹备中。
展览馆的选址地点是罗汉井5号的黄氏民居，这里也是衢州鼠疫最早暴发的地点之一。1998年，也是在三位老人的推动下，这里最先矗立起了细菌战死难者铭记碑。
2005年清明节，简朴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正式开馆。馆中陈列的内容，多为细菌战对日诉讼期间，三位老人积累的调查资料、图片和实物，我也参与了一些展板的手工制作。
此后，这个展览馆由市关工委接手，经过多次修缮扩大，于2014年9月跻身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名录，现在已经更名为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
推动建馆的三位老人中，我父亲走的最早，于2009年11月去世。2015年，原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离世，又过了2年，老杨叔叔也走了。
记得那天是2014年10月4日，正好是衢州鼠疫暴发74周年纪念日，我去医院看望老杨叔叔，躺在病床上的他向我“托孤”，要我接过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筹）的负责人重担。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受害者的后代，我们的事，只有痛过的人才会懂！”
我被老杨叔叔的话所打动，他让我明白，我们所背负的不仅是个人的受难史，也是一群人甚至是整个民族的受难史。
现在，施暴的国家想要忘记，甚至扭曲那段历史，如果连受害者也沉默的话，那么真相将永远沉没。
前辈用苦难与勇气，建起了纪念场所，后代的责任就是不断疾呼，大声讲述，将那些被害历史与被害意识传递给下一代，叙述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为无名者正名，替无言者发声。
“铭记这段历史，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自接过父辈的重担，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后，我一直奔波在传承历史、守护真相，仰望和平星光的道路上。
抗战时期，衢州很多人患上了腿部腐骨蚀肉、难以愈合的顽疾——烂脚病。这些“烂脚病人”虽在战火中幸存，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笼罩终身的“烂脚”，使他们的人生陷于阴霾般的悲苦中。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皮肤病学教授迈克尔·弗兰茨布劳在浙江考察“烂脚病人”后认为，他们极可能是日本散布炭疽菌、鼻疽菌的受害者。美国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也表示：“在如此大的地域、如此多的人口中发生炭疽和鼻疽疫情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这只可能是细菌武器所造成的。”
2015年，王选大姐发起“细菌战烂脚病人救助”公益项目，为浙江衢州、丽水、金华等地的疑似细菌战烂脚病患者提供免费医疗救助。作为衢州地区的救助行动总协调人，我和衢化医院的张元海专家团队紧密合作，一户一户地走访，一个一个地寻找，先后把姜春根、吴发贵等87位烂脚病老人接到医院接受治疗。
有的老人因为烂脚多年不敢走亲戚，当他走出医院的那一刻，露出了几十年未见的笑脸，还有的老人拉着我激动地说：“终于可以穿一次皮鞋了。”
今天，走进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陈列馆的参观者越来越多，每年接待的参观者有近4万人次。每逢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重大纪念日，还会举办纪念活动。
“原本只是来衢州旅游，偶然走进了这个陈列馆，却被深深触动。回去后，我一定会把这段历史讲给身边的人听，让更多人了解。”陈列馆里有一本留言本，里面记录着参观者的感悟。我时常翻看留言本，每一条留言，都是一份对历史的回应，也是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如今，留言本已经换了一本又一本，但人们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和平的向往从未改变。
在每次讲解的最后，我总会郑重地说一句：“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记住历史，是为了不再让错误重演，但如果对历史无知，那么历史随时将会重演。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传承下去，让后人永远铭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记者 郑丽芬 李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