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啸
讲述人：黄亚君（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柯城区花园街道新姜村村民）
从记事起，我就有两个家，一个是衢州城里罗汉井的爸爸家，一个是城外华墅乡刘坂村的外婆家，我就像一个钟摆，被命运拨来拨去，不知道自己到底归属哪里？
有一次，爸爸送我去城郊的外婆家，他把手放在身后,陪着我一直走过衢州城大南门外的吊桥后，才停下了脚步，告别的时候，他低着头叹气说：“真的要走吗，别去了，刘坂不是你的家，城里才是你的家……”
我迟疑了一会儿，努力挣脱开他的手，那一刻，我想起了外婆对我的反复叮咛：“城里的房子太晦气了，你的妈妈和弟弟都是在那死的，你是不是也想死在那里?”
我后来知道，害死我妈妈的不是晦气，而是日本人。
“放一瓢羹水在舌头上都能烧滚”
我叫黄亚君，出生于1938年，我的爸爸叫黄权，妈妈叫郑冬香，现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所在的罗汉井5号，就是我出生的家。
那是一座迷宫般的大院落，里面分隔成很多间宅院。用作陈列馆馆舍的两层红木房子，属于大地主黄石麟。黄石麟是我爸爸的堂叔，他们的籍贯都是绍兴。
黄石麟的父亲叫黄乐山，经常往来绍兴和衢州之间，贩卖土纸、布匹等物品，后来，他干脆在衢州买了一间纸坊，把家搬到了衢州，生意越做越大。
作为黄乐山的独子，黄石麟在衢郡中学堂读过书，后去到外地上大学。毕业回到衢州后，他入股投资衢州首家电灯公司，四处置买房屋和农田，他虽然是个大地主和资本家，但对佃户都很好，没人说他的坏话。
我家和黄石麟自己住的红木房子就相隔了一堵墙。1940年10月4日，日本飞机在衢州投下混有鼠疫跳蚤的小麦、粟米等物品，有些就落在黄石麟家的天井里。他的女儿学过医，觉得这些东西来历蹊跷，特别是里面有个头很大的死跳蚤，认为可能是日本人在下毒，马上进行清理消毒，躲过了劫难。
没有想到，可恶的鼠疫细菌后来翻过了墙，盯上了我家。那时我妈妈正要生产，突然发起了高烧。舅舅告诉我，医生在诊断后直摇头，医生形容我妈妈高烧的程度是“放一瓢羹水在舌头上都能烧滚”。
妈妈只能提早生下了孩子，是个男孩。可怜的弟弟没过几天就夭折了，妈妈随后也离开人世。短短数天内，我家一连死了5个人——妈妈和弟弟，大娘黄廖氏和她的养子，还有一个房客，家里只剩下我和爸爸。
政府派来了防疫队，说我家是鼠疫疫区，只有烧掉才能控制疫情。爸爸目睹房子变成废墟，伤心欲绝，无法接受这家破人亡的现实，干脆躲到衢江的花船上夜夜买醉不归，而我则被外婆接到了刘坂村。
“让我一直看到走掉的那天吧”
过去从刘坂村到衢州城里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水运，我成长的经历就是不断乘船往返于两个家之间。一叶飘摇在水上的小船，就像我漂泊在战火中的童年。
爸爸不愿意我去刘坂村，他觉得我长得太像妈妈了，看到我就像看见了妈妈，我成了他思念妈妈的寄托，其实他与妈妈的故事也从一条船开始。
妈妈早先是一名童养媳，因为受不了前夫的虐待，乘船出逃到廿里镇石塘背村，找了一座破庙住了一夜，见没有人来追，才宽下了心。
家人见妈妈悔婚之心决绝，只得同意。后来，她与我爸爸一见钟情。爸爸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印象中总是一身白衫白裤，梳着三七分的西洋发，是那个年代衢州少有的绅士打扮。妈妈虽来自农村，但也是文静秀气，有一种知性淡雅的美。
舅舅说，爸爸和妈妈感情很好，经常粘在一起形影不离，可就是缘分太浅。爸爸特意将妈妈的一张黑白照片拿去放大，时而拿出来抚叹。他晚年的时候，我曾经想把照片取来保管，但被他拒绝：“我还没有看够，让我一直看到走掉的那天吧……”
虽然爸爸后来又续娶了妻子，但他还是会经常来刘坂村看我，捎来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一次甚至还带了一台唱机，引得邻居们都来围观听歌。
那一次，爸爸气定神闲地坐在太师椅上，一边随唱机哼着小曲，一边轻摇蒲扇，他骄傲地告诉别人：“这扇子可是我女儿做的。”
“你们怎么连个恨字都不写”
已经好多年没回过罗汉井了。爸爸于1967年去世后，罗汉井的房子留给了后妈和同父异母的妹妹黄兰珍，前些年已被征收。
后妈对我很疼爱，有时候在刘坂村干农活劳累了，我就回城里住两天，她总会往我碗里夹鸡蛋和烧饼，那是别的孩子没有的待遇。
记不清当年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会长杨大方是怎么找到我的，兴许是先找到住在罗汉井的妹妹一家，然后才知道我的下落。
王选带头发起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那些年，经常有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来衢州，那也是我们受害者遗属聚会的时候。我渐渐知道，原来日本细菌战，对衢州的伤害如此之深，每个来开会的受害者和遗属，都能说出一段痛彻心扉的记忆。
有一个日本人很仔细地参观了细菌战历史陈列，又倾听了我们的哭诉，他后来气愤地说：“你们的展览怎么连个恨字都不写！”
这些来中国调查细菌战的日本人都是好心人，他们无偿地帮助我们打官司，努力发掘真相，记录我们的故事，临走时还会送给我们一些礼品。他们说，日本政府应该为发动细菌战的罪行道歉和忏悔。
每次我们开会，杨大方一定是最忙碌的那个人，他总是自掏腰包请大家吃盒饭，我看着他的背一点点弓起来，好像挑着千斤重担一样。要知道，老杨以前可是站得笔直的飞行员。
我没什么文化，做不了其他事情，每次进城就带些家里种的橘子送给大家。
虽然我知道细菌战诉讼肯定不会赢，但我还是坚定地支持老杨他们去告。不管怎么样，要让更多人知道，日本人犯下的事情真是罪大恶极。
我永远忘不了18岁那年，我嫁到衢州城南姜村村（现新姜村）的情景。整个村里全是破败的房子，我老公家也是租房住。婆婆说，这里曾经是战场，日本人烧房毁田，把村里所有树都锯光了。
没有生活来源的婆婆，整整讨了9年饭。她一共生了9个孩子，8个女儿都死了，只留下我老公一个儿子。我大女儿出生以后，婆婆开心地天天抱着她，贴在自己的胸口，亲了又亲，任泪水肆意流淌……她受了太多的苦与痛，终于盼来了安宁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