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丽芬 李啸
讲述人：叶赛舟（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衢州市卫健委离休干部）
我叫叶赛舟，出生于1930年。那些被日军细菌战阴霾笼罩的日子，虽已过去许久，却始终如噩梦般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怎么也抹不掉。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那天戛然而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在家和堂兄妹高兴地玩着游戏，我们把长条凳倒扣在地上，将它想象成是一叶小舟，坐在里面用力做着撑船的动作……
一声声可怕的爆炸巨响突然传来，吓得我们赶紧丢下长凳，抱头四散。后来听大人说，那是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轰炸衢州城。三架飞机炸毁房屋近百间，炸死炸伤百姓100多人。衢州火车站里停靠的一节满载士兵的列车车厢，直接被炸弹命中，里面的人无一幸免。收尸人说，在火车站被炸现场共收敛到整尸70多具，其余的碎尸整整装满了32具棺材。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那天戛然而止。为了躲避战乱，9岁的我跟随父母、祖母等一大家人，乘船过浮石渡，逃到浮石乡方家村避难。可因村子离城太近，大家又逃到几十里外石梁镇坎底村的姑父家。
我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走不动时父亲就背着我，走走歇歇，整整走了一天，待赶到姑父家时天已黑透。那一夜，我因两条小腿酸痛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我们在姑父家住了快一年光景，这里远山如黛、小溪潺潺，听不到日本飞机的声音，好像世外桃源一样。我还进了衢中附小在派溪头村开办的三四年级复式班读书。
直到听说衢州城里成立防空指挥部，府山上装了防空警报器，还挖了防空洞和防空壕，我们才又回到了城里，但依旧提心吊胆。
回城后，我在鹿鸣小学读书，每天在老师带领下步行到学校，自带午餐，早出晚归。有段时间，我们要渡过衢江，到西岸的鹿鸣山寺庙里念书，那里可以俯瞰对岸的衢州城。
一次，空袭警报大作，我们躲在山上的松树林里，看到城里浓烟滚滚如同炼狱，我的身后一片哭声：我们还能回家吗……
放学的路上，我看到了破碎的城市，满目断壁残垣和残缺的尸体，看到了挂在电线杆上流血的肠子。死神踏着烈焰而来，死亡的阴影如此残酷地扼杀着每个人的命运，当时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其实还带来了另一种恶魔，它不会吞噬建筑，却照样能将城市变成鬼城。
为了救大妈和奶奶，我母亲挺身而出
1940年10月4日上午，一架日机在衢城上空投下大量粟粒、黄豆、碎布等奇怪物品。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些杂物都是缓冲垫，为的是保护隐藏在其间的跳蚤，那些跳蚤身上都携带着致命的鼠疫杆菌。
大约从11月初起，县西街、罗汉井、柴家巷、水亭街、上营街、下营街一带的居民区，不时就有死鼠出现，很快，鼠疫在衢州城区迅速蔓延，很多人染疫后暴毙。
1941年春天，死神潜入了住在下营街的大伯叶已复（又名叶松元）家。最早发病的是大伯，当时他大约40多岁，身体健壮。染上淋巴腺鼠疫后，大伯高烧不止，伴随着头痛、口渴的同时，腹股沟和腋下淋巴结异常肿大，虽经医治却毫无效果，不到3天就离世了。
送葬那天，憔悴的大妈一边哭泣一边对我母亲说：“梅仙妈，我不想活了，我要和松元一起走了，几个孩子还小，只好拜托你照顾了。”没想到，相隔不到一个月，大妈也被传染，病倒在床。紧接着，60多岁的奶奶也发病了。
当时一旦被确诊鼠疫，就会被强制隔离，这意味着提早被宣判死刑。彼时我和父母已迁居在祝家巷，幸免于鼠疫的威胁，但噩耗传来，父母心急如焚。
为了救大妈和奶奶，我母亲挺身而出，一面赶紧把大妈的两个女儿带到我家，一面托人雇了一艘小船，想偷偷将奶奶和大妈抬上船，并亲自来护理。当时大妈已经奄奄一息，来帮忙的人不敢接触，最后只得将奶奶抬到船上，泊靠在衢江浮石渡下游的偏僻山坡旁。
那些天，母亲每日夜宿小船旁，照顾奄奄一息的奶奶。她还从乡村土郎中那里买来退热的草药，千方百计想救活奶奶。
父亲曾带我在一个傍晚远远地看过那艘江畔的小船，他指着那盏若隐若现的渔火说：“希望你奶奶能熬过来、挺过去！”我想往前走，他却紧紧地拉住我。回家的路上，我不住地回头张望，直到那盏灯火消逝在黑幕中。
又一个清晨，我们被恐怖的空袭警报惊醒，父亲拉起睡眼惺忪的我和堂妹，往乡下逃难。路过浮石渡时，我发现那小船不见了。我看到对岸众人抬着一具棺材，母亲也在队伍中，扶着那副棺材在哭号。几乎在同时，我们的身后出现了一具从城区方向抬来的棺材，孤零零的，没有人送葬。
年幼的堂妹告诉我，身边这具棺材上盖的被子是她妈妈床上的那条。我的心一紧，然后抱着她痛哭，我不敢告诉她，你没有妈妈了……
我们相互搀扶，诉说那段沉重的历史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家喜极而泣，很快搬回了棋杆巷老宅里居住，希望开始浴火重生后的新生活。
历经战争的生死磨难、颠沛流离的逃亡岁月，我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我常常在想，抗战胜利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启示？中国的未来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
1948年，我就读的衢州师范学校来了一位名叫李子珍的年轻老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衢州中心支部委员。他向我们讲述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分享《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这段经历，不仅燃起了我对一个平等、自由的新中国的向往，也坚定了我追随共产党的决心。从那时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毕生追寻的理想。
1953年，我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后的30多年间，从县委到妇联，从水库到卫生局，每到一个新单位，我就递交一份申请书，向党组织表明自己的心迹。但因为工作调动频繁，加上一些特殊原因，一直没能圆梦。
直至1984年，当我即将离休之际，终于佩戴上了党徽，我记得那天，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这份荣耀，承载着我半生的坚守与期盼。
1996年，王选陪着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来到衢州。面对那些一心要帮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回公道的日本友好人士，我抚摸手臂上当年躲避瘟疫时留下的疤痕，打开了伤痛记忆的闸门。
后来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原告团，成为衢州（柯城区）的原告代表之一。我走访那些同样经历过细菌战苦难的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悲惨遭遇。我们相互搀扶，在泪水中诉说沉重的历史。
在诉讼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志愿者都在为这件事努力，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也关注着这场诉讼，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虽然最终的结果未能如我们所愿，但当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展示那些触目惊心的证据，看着越来越多震惊的神情时，我知道，这段历史不再被尘封。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岁月的刻刀在我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纹路，但心中的信念从未褪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只希望，这段惨痛的历史能够永远警醒后人，珍惜和平，不让悲剧再次重演。
（记者注：叶赛舟老人已于2025年5月25日早晨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5岁。在“永不忘却·祈愿和平”公益行动筹备阶段，记者与叶赛舟进行了前期沟通和采访，没想到竟成了与老人的最后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