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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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杜立特行动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从事衢州地区抗战史研究。出版《非常营救——衢州与杜立特突袭行动》等著作。
供职于中国银行衢州分行的郑伟勇，几乎将自己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抗战历史研究之中，是国内研究杜立特突袭行动的知名民间研究者。
郑伟勇深知抢救战争历史记忆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得知电影《731》导演赵林山和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等发起“永不忘却·祈愿和平”——守护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公益行动后，他对此深感欣慰。
郑伟勇在接受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专访时表示，侵华日军在衢州及周边各地实行无差别轰炸，发动细菌战，进行烧杀掳掠等暴行，是一代人的深刻记忆。“随着亲历者的凋零，抢救战争留下的历史记忆愈发艰难，必须尽快去做。”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抗战时期，衢州曾是侵华日军攻击的焦点城市，也是深受侵华日军细菌战荼毒的重灾区，日军为什么会选择衢州作为主要攻击地？
郑伟勇：日军之所以选定衢州，核心在于衢州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和特殊军事价值。衢州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浙赣铁路穿境而过，衢州机场震慑千里。特别是1942年4月，美军把衢州机场作为杜立特突袭行动的计划降落地和中转集结地后，衢州愈发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于1942年5月发动报复性的浙赣战役，其战略意图都指向摧毁衢州机场和破坏浙赣铁路。而日军在衢州叠加发动细菌战，以平民为目标进行戕害，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暴露出其反人类的险恶用心，日军妄图用细菌武器释放传染恶疫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瓦解中国军民抗战意志。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确实，越是抗战御侮决心坚强的地方，日军的暴行就越发丧心病狂。衢州这座英雄的城市，留下了许多英勇的抗战故事，给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郑伟勇：我曾看过一部日军随军记者在浙赣战役期间拍摄的新闻纪录电影，其中一组镜头反映了一批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画面中，被俘中国军人面对日军摄影机时，依然报以不屈和凛然的眼神。我无法知道这名军人的名字，但这眼神足以体现我们民族的抗争精神。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因此也把这个画面进行了展示。
江山民风彪悍，衢州籍学者叶廷芳曾听被日军掳走又逃回来的小伙伴说，江山人勇敢，敢于击杀落单日军。在《江山民众抗敌小史》中，记录着大量浙赣战役中江山民众自发毙伤日伪军的故事。虽然敌强我弱，反抗必然招致报复，但江山民众不畏强暴的豪情气概，不仅令日军胆寒和忌惮，更彰显了正义必胜的信心根基所在。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在衢州使用过哪些细菌武器，造成了怎样的巨大伤害？
郑伟勇：细菌战一度属于日本战时的最高机密，其活动具有高度诡秘性。根据《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中的研究，日军在衢州发起过三次大规模细菌战攻势，其中有两次已经被日军的档案文献证实。
1940年10月4日，日军一架飞机在衢城上空投下8公斤感染鼠疫的跳蚤，拉开了衢州细菌战的序幕。
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日军为在衢州及周边地区制造无人区，在撤退前以返乡平民为目标通过地面和空中撒播等方式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武器，如《井本日记》披露，对江山和常山的霍乱攻击，采用投入水井、附着于食品上、注射入水果中等“谋略”的方法进行。致使浙赣铁路沿线衢州等地平民大量染病死亡。
1944年，日军为策应豫湘桂战役牵制第三战区的兵力发动了龙衢作战，衢州又一次深陷战乱动荡之中，衢州所属各县鼠疫、霍乱、伤寒、疟疾、炭疽等多种传染病再次出现流行高峰。
依据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邱明轩的研究数据，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造成衢州1940年—1948年间传染病持续肆虐，据不完全统计，此间衢州累计发病约30万人，死亡者5万人以上。《衢州市志》记载，1948年的衢州人口总数比1940年人口总数减少了10.96%，足见战争之惨痛和瘟疫之猖獗。
衢州鼠疫开始仅限于城区，由于日机轮番轰炸，居民和疫户四处奔逃，造成疫情扩散，逐步传播至龙游、江山、开化、常山，甚至远播义乌、兰溪等地。鼠疫流行期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45年11月2日的衢州《大明报》中一篇题为《常山县的黑色恐怖》的文章写道：各乡全家罹难的竟时有所闻，人人皆自危，朝不保夕，棺材店供不应求……
新中国成立后，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日军细菌战带来的生物污染依然潜伏着。一些疑似炭疽感染的烂脚病人，拖着病腿痛苦生活，直到前些年才得到根本性救治。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有证据表明，衢州是中国首批遭受日军空投鼠疫跳蚤进行细菌战的受害城市。当年衢州发现并确定鼠疫疫情的过程是怎样的？当局围绕鼠疫防控，开展了哪些措施？
郑伟勇：根据衢州档案文献记载，自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在衢县城西投下麦粒、黄豆、纸包等神秘物品后，不到一周时间，城西一带就陆续发现死鼠，随后出现李明江、陈从德等突患急症死亡者，衢县卫生院获悉后查访家属，怀疑症状似腺鼠疫。可惜衢县政府送检的日军空投物辗转近一个月才寄达省卫生处，经培养已有杂菌发育，未能证明是鼠疫杆菌。
正当人们放松警惕之时，又有柴家巷居民吴士英，罗汉井居民郑冬香、黄廖氏于11月12日起相继发病，她们都有头痛、高热、恶寒、呕吐、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相似症状，并在两三日内死亡，衢县卫生院对患者穿刺淋巴液镜检，均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初步诊断为腺鼠疫。
11月19日，衢县卫生院向县政府和浙江省卫生处报告：“城区发现鼠疫疫情”。12月1日，浙江省卫生处技正吴昌丰和福建省防疫专员柯主光对水亭街52号居民蔡曾初的尸体进行检验，蔡成为衢县最早经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并由专家亲自确诊的腺鼠疫病人。
11月28日，日机在金华上空散布白烟，其中混有鱼子状的粘性微黄颗粒，后经专家检验，确定含有鼠疫杆菌。金华的惊人发现使中国当局高度怀疑，此前衢州的突发人间鼠疫，与日军空投物品直接有关。
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开始涌动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真相的和平运动浪潮，后来发现的《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等日军作战资料，成为全面揭示日军罪行的关键铁证。这些一手档案形成的证据链充分表明，1940年起的衢州鼠疫，正是日军空投感染鼠疫杆菌的跳蚤所致，其中8公斤鼠疫跳蚤的数量出自《金子顺一论文集》。
面对鼠疫疫情，当时的地方军政当局采取了建立防疫组织机构，制定防治措施，开展封锁疫区、建立隔离医院、设置留验所、实行交通管制、接种鼠疫疫苗、焚毁疫户住宅、定期报告疫情、发动灭鼠灭蚤等综合防治手段，遏制疫情发展。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前后历时十年，被称为“第二次东京审判”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诉讼案中，衢州共有29名原告代表参与了这一诉讼，他们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郑伟勇：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索赔诉讼案是一场为历史讨公道、为死者争尊严的壮举，衢州的29名原告代表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衢州原告代表推动了受害事实的揭露。诉讼期间，衢州先后有杨大方、薛培泽、郑科位、吴方根、吴世根、周道信、金效军、冯雪娜等原告代表前往东京出庭控诉做证，在日本巡回演讲，讲述家族的悲惨遭遇，具象化了日军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震撼了法庭和日本社会。
衢州原告代表贡献了大量关键证据。他们在诉讼之余，积极协助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广泛搜集证据，走访受害地，寻找见证人，挖掘历史档案，为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基础。如邱明轩以专家证人身份参与原告团工作，最后出版了《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等学术专著。
衢州原告代表始终坚定诉讼到底。长达十年的诉讼，过程艰辛，耗费巨大。衢州原告代表克服了年老体弱、经济困难、跨国奔波等诸多困难，始终坚定地站在诉讼第一线。如杨大方三次前往东京出庭，并推动建立细菌战衢州陈列馆，他们身上那不屈不挠的意志，是支撑整个诉讼坚持到底的重要精神力量。
衢州原告代表引发了国际舆论关注。衢州原告代表广泛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引发了公众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认知和关注，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如美国《新闻周刊》大篇幅刊登了对邱明轩的专访内容，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里，出现了吴世根的大量画面。
可以说，衢州原告代表为这场跨国诉讼最终赢得“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罪行，并承认日本政府对此负有国家责任”的事实认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相信眼泪，没有停留在哭诉中，而是义无反顾成为揭露真相、追求正义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