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啸 龚舜
即将上映的电影《731》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赵林山导演为什么会想到发起“永不忘却·祈愿和平——守护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公益行动”？为什么会首先投书给衢州媒体？我们该如何守正创新，拓展有效铭记方式，让包括侵华日军细菌战在内的抗战历史记忆，真正刻入民族的心灵深处？
收到电影《731》导演赵林山的公开信后，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带着一连串问题，立即对赵林山进行了独家专访。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您在公开信中提到“电影《731》是一面‘历史之镜’”。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个多月前的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中，电影《731》的总制片人张望用了这样一句话推介影片：“这部电影就像一盏灯，照亮那些可能被遗忘的角落。”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下这句话？电影《731》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赵林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反人类恶魔”，以它为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所犯下的罪行，无论在人类历史还是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极端黑暗和残酷。一直以来，关于细菌战题材的中国电影寥寥无几，罕有的几部也是以纪实性为主。我从事电影导演以来，一直有个远大理想，就是要拍出一部解决民族困惑的电影，耗费10余年光阴拍摄的电影《731》，正是为了这个理想进行探索。
我相信，只要对日军细菌战的历史足够了解，每个人心中都会建构和想象出一座“731死亡工厂”的场景，萦绕它的关键词可能是野蛮、阴暗、绝望、伤悲、血腥、暴力等等。这些年来，我也不断地在表达，请不要带有猎奇的心态去看电影《731》，我拍这部影片，绝不是为了贩卖这些表象的苦难，绝不是要拿同胞的血泪刺激观众，而是要用基于真实历史的艺术化表达，打造出一面照见人性之恶的镜子，让观众看到战争如何异化人性，而身处绝境之中的人们又如何用爱来迸发微光。
我们知道，当年有超过3000名中国人和外国人，在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中惨遭屠戮。电影《731》中主要呈现的，就是照亮这个不愿面对的被遗忘角落，打捞这些特殊遇难者的集体记忆。影片刻画的遇难者都是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他们不能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最终成为拯救自己灵魂的英雄。
或许可以说，电影《731》终极价值不在于复刻伤痛，而在于以影像为碑，镌刻人性在深渊边缘的爱与挣扎，使战争集体记忆突破抽象符号，具象为可感可触的“记忆之场”，在历史真相与艺术重构之间，开辟出细菌战历史记忆传承的独特路径。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您在公开信中说，发起“永不忘却·祈愿和平——守护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公益行动”，是为了寻找细菌战历史记忆守护者，是什么原因触动您推动这件事？
赵林山：为了拍好这部重大历史题材电影，我们主创团队聘请了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作为历史顾问，指导把关影片的史实准确性。同时，我还多次前往日本调查收集第一手的日军细菌战史料，采访了一批原731部队成员。
随着取证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察觉到阻力重重，感受到即便80多年过去，日本国内依然涌动着掩盖、遮蔽和歪曲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的神秘力量。
比如在日军细菌战头号战犯、731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的老家千叶县，那里的人仍然骄傲地称呼石井四郎为“我们的阁下”，他们说“找我们的阁下要干什么？挨打的人都忘记了，打人的人还要记住吗？”那一刻，我痛感我又被侵略了一次！原来，日本右翼势力以为随着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凋零离世，就能把这罪恶一页悄悄翻过去。
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的王选女士说过一句话：“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我也看见了真相，必须为维护真相而努力，所以想到发起这场公益行动。我知道，一部电影显然无法承载细菌战历史记忆的全部，但电影可以唤起人们对细菌战历史记忆的关注，这些说远非远、说近不近的历史记忆正在消逝，如果我们再不抢救和传承，就来不及了。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您为什么会首先将公开信发给衢州媒体？选择衢州的背后，是否有特殊考量？
赵林山：这当然是基于历史维度的考量。当年侵华日军最早在中国北方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而真正将其大规模投入实战，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其中有证据显示，衢州是深受侵华日军细菌战荼毒的重灾区，也是中国首个遭受日军空投鼠疫跳蚤进行细菌战的受害城市。我也注意到，衢州一直很重视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有很多独特的做法和经验，因此我将公开信首先寄给衢州媒体，希望在衢州率先探路并推广公益行动。
衢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我们非常愿意响应您的公开信，将携手发起公益行动。您觉得这场公益行动应该朝着哪些方向努力？或者说，我们该如何拓展守护战争历史记忆的有效方式，让包括侵华日军细菌战在内的抗战历史记忆，真正刻入民族的心灵深处？
赵林山：这场公益行动的影响目标是社会公众，首先要让大家了解并走近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要去寻找这段历史记忆的守护者，他们包括：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遗属、细菌战历史研究者、真相维护者等细菌战历史记忆传承人，由他们来讲述和分享藏于心底最真实的细菌战历史记忆。特别是针对年事已高的细菌战受害者，这样的采访堪称抢救式记录。
其次，我们要不断地传播这些真实的记忆，使这些个体记忆变成集体记忆、国家记忆乃至世界记忆。只有将时代证人的创伤记忆转化为社会文化记忆，才能对抗遗忘与抹杀，传递和平和正义。当然，我们还要保护这些记忆，鼓励更多年轻人来担当细菌战历史记忆传承人的角色，对他们进行认定，培养出更多的细菌战历史记忆守护者。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跨媒介的视频时代，我们应该重视和用好银幕上的历史叙事，呼唤更多中国电影导演来投入创作细菌战题材，用影像构筑这个时代和未来的“新历史记忆”。我坚信，共同记忆是人类守护和平的最后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