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英
上世纪90年代末的汽车站，开始实行承包制，就是私人承包某条线路，自己买车，按车站规范载客，旅客到车站买票、从车站出发。车站收取管理费，剩余的结算支付给私人车主。
那些腰间围着鼓鼓的小包，像风一样穿梭在候车室内外，见人就吆喝的，大多是车老板。车老板对检票员近乎讨好的尊重，初来乍到的我并不喜欢。
我所在的检票台位于检票区的中央位置，最繁忙的几条长途线路就在这里检票，因为这里有一位熟练工王师傅。因为休产假，我原来的餐饮部经理岗位已被他人代替，现在“发配”到车站检票岗。领导说检票岗是车站的门面，很重要，但我还是觉得委屈和不甘。
在我印象中，检票员是车站的灵魂人物，身着统一的制服，肩章、袖标一应俱全，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眼神中透露出职业性的敏锐、耐心和威严。他们手持检票钳，站在检票口，“咔咔咔”，旅客排着队上车了。
到了这个岗位才发现，并非如我想象中那么高大上。制服换成了西服，和酒店服务员没有多大区别。检票也非“剪票”，是检查车票信息的意思。我摸了一次检票钳后，车站就开始使用电脑打印车票了，检票时，只需对折一条有齿的线，轻轻扯下票根，根据票根信息填写“旅客乘车凭证”，我们叫它“客凭”。票根加“客凭”，就是结算的依据。
这个工作太机械了，我不情不愿地跟着王师傅学起来。
有一次，婆婆家的邻居徐奶奶来坐车，看到我后，立马用不太标准的江山话大喊：“哎，冯（文）英，我常山人，隔壁人喂……”我根本想不起来，只能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一旁的王师傅却反应迅速，“是你婆家邻居。”他转向停车场，拿着小绿旗对车老板招了招手，“把这位老人家带到常山，多谢啦。”徐奶奶感激地坐上了车。后来我才知道，王师傅自己不喜欢出门，也从没搭过车老板的顺风车。
后来我每次回常山婆婆家，遇到的邻居都来当面点赞：“啧啧，这就是某某的媳妇，人很好的呢。”徐奶奶更是热情，总是把家里的猫耳朵、米糕送过来。这枝由王师傅送出的玫瑰，香味却留在我的手上。
那时候，衢州方向的车次渐渐多起来，客车带货情况也越来越普遍，所以傍晚时分车站就比较忙了。按规定，闲人不得进入停车场，偏偏总有人会有其他事需要进来，比如找车上的旅客带个东西、说句话，或者看看带货的车辆是否已经到达。这时候，被不锈钢围栏阻挡的人，伸长脖子，或踮起脚尖，或挥手，或呼唤，焦急万状。我于心不忍，可是车站有规定，更出于安全考虑，再说二楼就是领导办公室，身后还有值班站长在监督，我一个新兵蛋子不敢造次。我只能向这些焦急的人耐心解释：“不好意思，不能进停车场。”
有一次，一个女人直接冲过来拔了门插销，一边喊着我的名字，“呀，文英，我们是同学喂。”我还没回过神来，她已经冲进停车场。王师傅看了一眼，没说话。那位女同学向我投来“感激”的眼神。王师傅把这些情况及时向值班站长反映。后来车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设立了接货区，以及“老弱病残”乘客允许有人陪同等人性化措施。
王师傅是土地征用工，在检票岗干了很多年，因为学历低，一直没得到提拔，但年年都获评先进工作者。他让我看到守规中的变通、严苛里的温情。
我的检票生涯很短，没能深刻体会到检票岗位的各种滋味，就被调去了售票岗，最终也没能像王师傅预料的那样——“迟早你是要去二楼坐办公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