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福
百里马尪溪两岸，最普通的树是椿树。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睡，只要有一丝温暖的春风，椿树就萌发出紫红色的嫩芽。
从海拔1400多米的开化最高峰白石尖流出的清泉，一路拐弯抹角，跌宕起伏，到我家门前，形成了一个深达数米的水潭。潭中浪花翻滚，鱼儿游动，潭水清可见底。
田野渐渐苏醒，岸边成片的芦苇已经抽芯，绿叶可以掐出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椿树，挺拔的身姿随便往哪儿一站，便是颜值十足的帅哥。
房前屋后，溪边路旁，椿树这里一片，那里一排，每一棵椿树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农忙之余，父亲随手剪下几根椿树枝条，往地里一插，十天半月以后再去看，已经深深扎下了根，不用施肥，不用管理，椿树比什么都长得好。
菜园里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便拿出长长的铁铲，来到屋前椿树下，三下五除二，一袋烟工夫，便铲下一小捧嫩嫩的香椿。
母亲从抽屉里摸出两三个鸡蛋，然后将椿芽放在热锅中焯过水，洗净切碎，与鸡蛋搅拌均匀，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顿时，整个厨房飘荡着那独特的香气，久久不散。
香椿炒鸡蛋，是我儿时最奢侈的美食。在我看来，至今没有一道佳肴超过母亲炒的这道菜。
椿树越长越高，越长越粗，夏天绿叶蔽日，我们经常在树下乘凉。傍晚，一帮小伙伴在门前的河里洗澡、钓鱼，之后纷纷爬上椿树捉鸣蝉，又像猴子一样看谁爬得高。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猴子捞月亮》的童话，不禁哑然失笑。
母亲在厨房忙碌，父亲打开堂前长条桌上的电唱机，《红楼梦》或《追鱼》里的唱段，河对面的村庄都可以听见。那年代，电唱机是奢侈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还没读小学。父母含辛茹苦，要盖一幢新瓦房。瓢泼大雨中，父亲带着几个亲戚去屋后的山上。等他们将直径四五十厘米的椿树干抬回家，个个成了泥人。
当木匠的小外公和徒弟们忙着将椿树干放在木马（用来固定木料的木匠工具）上，劈的劈，刨的刨，半天工夫，树皮龟裂的椿树干就成了圆圆的柱子。
看见椿树一圈圈的纹理，我很好奇。小外公说:“这就是树的年轮，这棵树的年纪有你好几倍大呢！”
有一天半夜，我朦朦胧胧中听见，父亲和叔叔商量到几里路外更高的山上“偷”一根椿树做栋梁。这是老家的习俗，栋梁要晚上去“偷”，寓意家庭繁荣和幸福。第二天一大早，木马上就横着一根刚砍来的大椿树。据说，栋梁不能落地。
木匠师傅一边整理栋梁，一边守着，不让孩子们靠近。
上梁之前，父亲用红纸包好栋梁的中部，并请人写了几副对联，一一贴好。
良辰吉日，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栋梁徐徐上升，装上榫卯。坐在两头的木匠师傅喊着彩头，“今天上梁喜洋洋，吉星高照福寿长”“匹匹红罗匹匹纱，前檐拉到后檐下。拉到前檐出贵子，拉到后檐出凤凰”……紧接着，他们将布袋里的馒头、花生和糖果抛撒下来，亲朋好友在下面应和着“有啊”“好啊”，喝彩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嬉笑着，闹着，抢着。
那些椿树做成的柱子和栋梁，支撑、连接着新瓦房，也托举起全家人对生活的期盼。几代人在这里生活，闻着椿木熟悉的香气，相濡以沫。
从老家到县城，路旁种着一棵棵椿树。我走出大山到城里读高中，后来参加工作，经常骑自行车往返县城和老家，一路欣赏美景，累了就在椿树下坐坐。抚摸那粗糙龟裂的树皮，仰望它挺拔的身姿，我思绪万千。
这些年，每当我遇到困难、受到挫折、身处逆境时，就会想起老家的椿树。无论土地多么贫瘠，无论寒冬酷暑，它们都可以扎根，顽强地生活，茁壮地生长。
我要像椿树一样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