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荣
1927年夏天，北方时局云谲波诡，日益恶化。梁启超因为肾病摘除右肾，病情加剧，体力不支，不得不停止讲学，从北京回到天津饮冰室书斋休养，其间与余绍宋因书画结下深情厚谊，被后人津津乐道，成为一段佳话。
一
梁启超和余绍宋相识、相交颇有些渊源，1913年9月梁启超担任司法部长时，余绍宋在司法部担任佥事之职，在工作交往中，梁启超发现余绍宋起草的公文用词严谨细致，字迹工整秀逸，学识广博，思路清晰，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梁启超对史志有精深研究，雅好书画鉴赏，书法精妙绝伦，余绍宋精于鉴赏，长于方志，富藏书，工书画。共同的爱好，把他们的感情绾结在一起。
1925年，由余绍宋编纂的《龙游县志》完稿。余绍宋请梁启超为《龙游县志》写序，梁启超欣然应允，在百忙之中读完《龙游县志》，并写了序言。序言对余绍宋编纂的《龙游县志》给予充分的肯定，列出了《龙游县志》十大长处。
司法部储才馆成立后，梁启超担任馆长之职。他对余绍宋的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十分赞赏，1926年12月31日亲访余绍宋，力邀其担任学长（副馆长）之职，负责储才馆的校舍修缮、延聘教师、招收学子等日常管理工作，二个人分工合作， 配合默契。
二
1927年7月7日余绍宋因厌恶官场倾轧，忧心时局动荡，毅然离开宦游十余载的北京城，客居挚友天津富绅郭芸夫家中。离京当天，余绍宋在日记中写道：“未明即起，七时许赴车站，自此暂与北京为别，不胜感慨， 车中成五古二章记之，宰平、 茀庭、吉甫、心庵、博生、平甫、利民来送行，余行期俱未告知，不审诸公何由得悉之。车行有阻碍，下午一时许始抵津，芸夫、贻孙、伯丞来迎接，借寓郭宅，芸夫甚殷勤，真贤主人也。”可见余绍宋先生别离京师，移居天津，心有不舍，感慨良多。
余绍宋在天津的住处离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很近，饮冰室书斋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46号，始建于1915年，为浅灰色两层洋楼，首层为书房，二楼为卧室和会客厅，设计独具匠心，造型别致典雅，是修心养性的好去处。当时梁启超虽然重病在身，在学术研究上仍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抱病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余绍宋则在编纂《书画书录题解》一书。
令余绍宋感到十分惊喜的是，饮冰室书斋藏书丰富，汗牛充栋，他“恣搜饱览，以餍所需”,数月时间得以“尽窥饮冰室之所藏”。当时二人来往频繁，过从甚密，“大约间日必相见，相见不及他事，即各举两日间探讨所得，相与商榷而辩难之，时检所藏书以佐证。”二人都是性情中人，相互切磋，讨论热烈，有时意见相左时，难免发生争执，通过论证之后，形成共识后，则相视一笑。梁启超喜欢搓麻将，自创无奇不有之法，有闲余绍宋去饮冰室书斋搓麻将，有了余绍宋的陪伴，驱散了梁启超心中病魔缠身的阴霾。
梁启超和余绍宋除了方志研究、学术讨论、书画鉴赏交流外，余绍宋还时常在饮冰室书斋作画为乐，梁启超为了方便余绍宋在明亮的光线下挥毫作画，在书斋二楼临窗处安置了一张高架画案，余绍宋兴致所至，就在画案上“挥笔写天下，泼墨画江山”。
梁启超请余绍宋在闲时为孩子授美术课，教他们绘画。有一次梁启超给每个孩子写了一首诗，并请余绍宋配上画，余绍宋对梁启超的孩子也是呵护备至，深得他们的爱戴。据梁思达回忆，余绍宋是个大嗓门，性情坦率，说话直爽，经常在午休后造访饮冰室书斋，常常是一进楼下过厅就高声询问：“任公在家否？”看见梁家家人、仆人则谈笑无忌，梁启超一听是余绍宋来访，就赶紧走到楼梯口相迎，而且总会笑谑几句，亲密无间，交谊甚笃。
三
1928年6月，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婚，余绍宋专门作画四幅祝贺，并有题跋。其一作《桃花》，题跋为“宜其家室” ；其二作《兰竹》，题跋为“翠竹漪漪，芳兰寂寂，同志相期，盟心如石“；其三为《山水》，题跋为“如山如河” ；其四《磐石》，题跋为“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 。总题跋为：“思成世长新婚，写此四幅为贺。桃花记其嘉辰；兰竹美其相得；山水则诗人所以偕老之词；石则坚固不移，昔人夫妇相爱，持以为永誓者也。故断章而取其义。”
1927年中秋前，余绍宋应梁启超的邀请，专门为饮冰室书斋大厅画了一幅六尺直幅的“双松图”，枝干苍劲，大气磅礴，深得梁启超的喜爱，特作五言古诗一首：“故人造我庐，遗我双松树。微尚托荣木，贞心写豪素。其下为直干，离立为磐互。其上枝柯交，天半起苍雾。由来大材笃，端在植根固。亦恃骨鲠半，相倚相夹辅。不然匪风会，独立能无惧？秋气日棱棱，群卉迭新故。空山白云多，大壑沧波注。豪籁破真寂，神理忽森著，养此岁寒姿，敢谢匠石顾？”同时题跋以楷书谨题其上，题跋内容为“越园入夏以来同客津门，闲日辄过饮冰室书斋谈艺为欢。每出所藏旧纸墨摹索作画，则解衣盘礴，惨淡经营，或十日作一水石，或食顷数纸。儿曹学画者环立如鹄，一幅就，则欢噪争持去。独此双松用贻老夫，莫敢夺也。画时留白待题咏，余不作诗两年矣，岁怀托兴，忽复成章，用述吾侪所以相爱勉者，不仅记一时乐事云尔。丁卯中秋前八日，启超记。”梁启超的楷书似笔走龙蛇，如行水流云。余绍宋的画配上梁启超的诗真可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余绍宋客居天津时，与梁启超结下深厚的友谊，给疾病缠身的梁启超带来了不少的欢乐，成为其晚年的知音。余绍宋也是收获良多，梁启超的点拨，起到拨云见天的作用，饮冰室书斋内大量的典籍史料，为余绍宋的学术研究独辟蹊径，如虎添翼。数月就完成了《书画书录题辞》书稿的三分之二，并着手开始创作《中国美术史》。
四
1928年7月，余绍宋有了定居杭州的想法，梁启超十分关心余绍宋南归后生计问题，抱病致书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极力推荐余绍宋，希望上海商务印书馆能够留住这位杰出的人才。但是余绍宋归意已决，于1928年7月20日乘坐客轮，经过数日的颠簸劳顿，于7月29日抵达杭州，租居在杭州市区北山街原82号定居，开始其卖画鬻书黄金时期。
梁启超因肾病发作不治，于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六岁。余绍宋闻此噩耗，痛心疾首，溢于言表。1929年1月20日的日记上载：“归阅上海报，则任公(梁启超)先生已于前日作古，不胜悲悼，余去岁以来，在津时与之过从甚密，相见俱论学，获益不浅，虽时有微疾而精神体格尚强，以为无碍，不图一别，遂不得再见也，世变日亟，此后担当天下事者更何人哉，为之竟夕不宁。”同时还为梁启超撰写挽联一幅：“志书正待商量，忽失据依，太息前尘真梦幻；年谱未遑自订，更谁论定，追怀别绪益酸辛。”读之令人动容，催人泪下。
由于余绍宋与梁启超的深厚友谊，梁启超逝世后，其侄梁廷灿为了编纂《梁启超年谱长编》，多次与余绍宋商讨梁启超年谱编订意见。由林志钧主持编纂《饮冰室合集》征询余绍宋看法。
梁启超逝世后，饮冰室书斋所有藏书由其遗属寄存北京图书馆内。为了让藏书传于后世，北京图书馆编纂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因余绍宋曾使用过饮冰室书斋藏书，对藏书情况十分了解，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恳请余绍宋为《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作序，余绍宋慨然允诺，作序一篇，洋洋洒洒千余言，对饮冰室书斋藏书的特色、概况均作了详细的介绍。
“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这是余绍宋先生做人的基本原则，为了报答梁启超的知遇之恩、赞赏之情，在梁启超去世后，余绍宋为梁启超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