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市委党校 张恩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这既是选优配强领导班子的必然要求，也是激励广大干部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关键举措。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既要培养、任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好干部，也要及时调整不适合担任现职的干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良好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辉煌历史。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与时俱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1935年推进的扎西整编，针对战损严重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精简缩编，有效激励了干部勇担当、善作为，形成了干部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增强了战斗力，还为红军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胜利、跳出敌人包围圈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曾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一、扎西整编是干部能上能下的成功典范
扎西整编是干部能上能下的成功典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红军进驻扎西后，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但尚未落实的问题，让干得好的干部“往前站”，在能上能下的统筹推进中顺利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力交接。同时，让该“下”的干部“下”得来，在上下贯通中完成精简缩编。
（一）组织上调整：常委分工
“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选择什么样的人、任用什么样的干部，历来是关乎干部队伍战斗力、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在军事上完全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生搬硬套“甬道式”行军队形，用阵地战取代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导致红军虽勉强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却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经过多次沟通，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与李德不同的军事主张。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应避开敌军主力，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发动广大群众，在运动战中择机歼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此之前，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因战事紧迫，中央最高领导权的交接未能及时完成，直到扎西会议才讨论确定了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现了中央组织层面的职务变更。这一安排保证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核心地位，逐步确立了其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中央领导权的顺利交接，是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及时纠正干部履职偏差，勇于起用熟悉中国农民运动、兼具卓越军事才能和独到战略眼光的毛泽东主导军事指挥，坚持独立自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制定并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逐步引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成功典范。
（二）结构上重组：干部层层下放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识大体、顾大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长征初期，由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加之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损失了5万多人。各军团和师、团、营的番号虽在，实则只剩下空架子，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为适应当时作战需要，充实连队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实国内战争的环境……那种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必须充实连队和加强师以下的领导。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推动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师政委改任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改任营长、教导员，同时精简大量机关，营、连、排级干部大多下放到班成为普通战士。红军各级将士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坦然面对职务调整，以实际行动体现了拥护整编的崇高党性和行动自觉。通过此次缩编，部队的灵活性显著提升，士气得到极大鼓舞，为下一步灵活转战于赤水河两岸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辎重上精简：卸掉包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军事行动都离不开扎实的物资准备。为了更好地保障红军战略转移期间的生活补给和作战物资供应，党中央组织筹粮借谷、扩充现金储备、突击军品生产等工作实属必要之举。然而，在撤离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执行军委下发“一切都要带走”的指示，红军以“国家搬家”的形式实施转移，庞大的队伍携带大量笨重物资和各类辎重设备，不仅大幅增加了非战斗人员占比，还增加了作战人员的行军负重，延缓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导致红军在突破敌人封锁线时屡失战机，遭受巨大损失。
针对这一问题，扎西会议严肃批评了“大搬家”式保障方式的危害，要求部队尽可能轻装前行。后勤总部制定了《物资和辎重进行彻底清理的具体规定》，明确要求“凡是两人抬不动的东西都甩掉”，并妥善处置笨重物资。经过精简辎重，红军卸下了包袱，大幅提升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战术优势，全军精神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大量机关和后勤人员充实到基层连队，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二、扎西整编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现实启示
扎西整编不仅实现了机构精简、部队缩编，还充实了基层战斗力量，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和机动性，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循环，既为革命事业胜利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才培养与选拔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创新“上”的机制
年轻干部要成长为栋梁之材，唯有德配其位、才配其位，方能担当重任、行稳致远，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要拓宽干部发现与识别渠道，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评价干部、决定升降的重要标准，通过“自荐”和“他荐”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优秀者优先、能干者能上、有为者有位”的良好局面。
在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曾主动向组织建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调动之际组织力量反击，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这一主张虽未被立即采纳，但其战略眼光已引起党内重视。此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多次讨论交流，其军事主张逐步获得更多认同和支持。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勇挑重担，承担起红军实际军事指挥责任，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军围堵、争取主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共同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的后续行动，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扎西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正是基于毛泽东坚持真理的胆识与智慧，以及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胸怀大局的坦荡与担当，红军才能迅速实现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拓宽“下”的渠道
立足当时的敌我态势变化和红军的实际处境，我们党结合队伍建设需要，积极探索并健全完善干部退出机制，拓宽干部“下”的渠道，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与战斗力，为革命胜利创造了有利的组织条件。为彻底改变战斗单位空虚、指挥层级冗余的现状，实现打胜仗的根本目标，红军各级干部抛开个人得失，自觉服从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大局，许多干部主动下到班排成为普通战士。例如，由黄荣贤领导的通讯班，全员都曾担任过连长，是名副其实的“连长班”，故有“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的趣闻。
扎西整编通过拓宽干部“下”的渠道，精简了红军内部“叠床架屋”式的军事机关，让大批经验丰富的战斗骨干充实到基层连队，将精干力量集中投入到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中。正如毛泽东所言：“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做好“转”的疏导
干部的岗位调整，无论职务是“上”还是“下”，都是队伍建设中的常态化工作。要加强教育引导，促使干部立足党性原则，树立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正确观念，理性看待事业发展、组织需要与人民选择之间的有机统一，营造人事相宜、同心同向的良好氛围。
周恩来在197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可见领导权交接势在必行。遵义会议虽明确指出博古所犯的严重错误，但彼时其思想认识尚未完全转变。扎西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恩来直言，我们党迫切需要一位熟悉农村革命的统帅，自己和博古都不是合适的人选，而毛泽东深谙农民运动、熟悉中国国情、善于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是充满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劝说博古顾全大局，同心协力帮助毛泽东，共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努力。这次谈话有效化解了博古的思想顾虑，使其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从而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整编过程中，许多连队被撤销，不少干部层层下放到连、排甚至转为普通战士，极个别干部因此产生思想顾虑和包袱。红军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有利于机动游击战和革命形势任务需要的角度出发，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逐步建立起“能上能下、有进有出、择优而任”的干部管理机制，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组织动能。
（四）坚持“容”的尺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不能期望每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要准确分析干部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中出现差错的原因和性质，综合研判其产生的客观条件、程度轻重和后果影响，做到“当容则容，应容尽容”。
博古从苏联回国后，发挥其宣传和文字工作的特长，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1931年，党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博古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缺乏军事经验的他，在实际工作中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博古最终从大局出发，同意将自己负总责的职务移交给张闻天，并主动交出了装有中央重要文件和印章的挑子。
尽管博古在长征初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他能够正视问题、改正错误，并努力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组织对其采取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方式，继续予以信任和使用，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负责部队的组织与宣传工作。通过这种激励和约束并重的管理方式，推动了博古等同志从“有错”向“有为”转变，为革命事业保留了人才、凝聚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