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允琪
记者：继电影《白桔》在昆明举行创作交流会及在昭通放映后，好评如潮。沈力老师是地道的昭通人，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请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
沈力：电影《白桔》在昆明举行2场观影会后，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好评令我始料未及。作为地道的昭通人，我从小生活在大山包，那儿气候寒冷，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将来要是考不上大学，你就别读书了，回家做生意。”当时家里开了个小卖部，每逢赶集日，都得把铁锅这类笨重的货物搬到门口摆摊，晚上收摊再搬回家。我那会儿人小力弱，根本搬不动，而且这种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从小就过怕了。从那时起，我心里就有一种危机感，常想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给了自己一个答案：考不上大学就写文章，这样就不用干那么多农活。
那年要去城里参加高考，我知道自己大概率考不上，就偷偷攒了一笔钱。考试结束后，我去书店买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带回家锁在一只大木箱里。到了晚上，我悄悄把书拿出来读，读完又锁回去，像做贼一样，生怕家人发现我花“巨款”买了一堆书，免不了要挨揍。那时候，整条街晚上都是漆黑一片，唯有我的窗户深夜还亮着灯——我在看书。
后来，我意外被北方的一所高校录取。在大学的那几年，我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不仅如此，我还去地摊买二手的《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来看，宿舍的床上堆满了书，我睡觉都只能侧着身子睡。毕业回家时，书多到带不走，我索性在学校摆地摊卖书，没卖完的最后都送给了同学。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千年一吻》，就是1999年底在学校完成的。当时，同学们都睡着后，我就打着手电筒写诗，花了3个晚上就写了2000行长诗，准备把它献给2000年、献给新世纪。《千年一吻》可以说是当时国内篇幅最长的一部诗集。在大学几年里读过的书，彻底改变了我、重塑了我，更改写了我的人生路径。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创作《白桔》？
沈力：2013年，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他乡是故乡》之初，我就已经走遍了永善的山山水水，采访了200多名干部和移民群众。采访过程中，我被永善移民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故事所打动，被永善干部乐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更被根植于永善人民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所触动——他们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实现了家与国的同频共振，始终不计个人得失。这种牺牲早已超越个人，升华为一种集体担当。
“舍小家、为大家”是永善移民群众的精神底色，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调。这样豪迈的情怀、这样感人的故事、这样感天动地的精神，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又怎能承载得了？那些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故事又该讲给谁听？这样的故事，怎能没有一部小说来叙述，怎能没有一部电影去呈现？这就是我创作《白桔》的动力。
如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新征程。经过多年沉淀，这些故事在我内心深处不断发酵，于是便有了中篇小说《白桔》。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描绘出那段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进程中可歌可泣的移民搬迁史，让更多的人知道永善有这样一段伟大的历史。
小说是电影的母体，为电影改编提供了基础文本。我也希望通过镜头，捕捉那些难以用小说语言描摹的移民群众身上的微光。比如他们悄然流转的眼神、对着大山的默默倾诉，以及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向上的挣扎。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你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沈力：小说和电影剧本不一样：小说人物越少越好，要做“减法”；电影则是多一个人物可能就多一个看点。创作小说《白桔》的时间很快，从提笔到定稿只用了一个星期，基本是一气呵成。初稿完成后，我投给了《边疆文学》。责任编辑段爱松老师看完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将小说标题《白桔的乡村》改为《白桔》。很快，小说就在《边疆文学》2022年第4期头条发表了。可以说，《白桔》的创作过程很顺利，难就难在电影剧本改编。
小说《白桔》的电影剧本改编历时半年多，其间反复修改，还删掉了很多精彩的桥段。这些桥段的剧情虽好，却与要表现的昭通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不相符，最后只能推翻重来，直到满意为止。电影必须兼顾市场和观众需求，同时它也是编剧和导演共同完成的艺术成果。剧本改编不能要求导演完全照搬小说原著，既要为剧本二度创作留有余地，也要给导演发挥创作的空间。
为了满足剧情需要、符合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我们在电影剧本里增加了村主任等关键角色，补充了小说中可以不用出现的人物，以此丰富剧情。可以说，剧本改编的难度远大于小说创作，其最终呈现的矛盾冲突更加强烈、叙事结构更加紧凑、情节反转也更多。
记者：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你最满意哪些地方？
沈力：乡村振兴题材的作品普遍缺乏票房号召力，但这么精彩的故事，总得有人写、有人记录。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文本、两种不同的艺术呈现形式：前者通过文字阅读传递故事，后者则通过观看画面传递故事；此外，小说的矛盾冲突与情节反转通常没有电影多。电影改编本就是件难事，有的剧本可能只用到小说的一个标题、一段话、一个核心故事。但《白桔》的改编，基本保留了小说原著的核心故事与人物主线，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延伸。永善是多民族融居地区，生活着大量苗族和彝族群众，我们便将故事定位为民族题材。
很多人都觉得乡村振兴主题不好写，弄不好就会写成报告式材料。所以在编剧过程中，我特意把乡村振兴这个大背景无限缩小、掰开揉碎，将其一点点融入3个年轻人的青春事业与感情纠葛中，再呈现给观众。这样一来，故事不仅立住了，还更有看点。而且这个大背景不局限于乡村振兴，还包含国家西电东送重大战略工程、全国难度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工程。一部电影能够承载这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我对这部电影最满意的地方。
记者：站在这部电影成功的起点上，我想问问沈老师，你以后在创作上有什么打算？
沈力：这部电影对我而言，也许只是起点。今后我的创作重心会放在小说上，同时也不会放弃对电影的追求。
采访结束时，暮色笼罩下的昭通古城正被万家灯火点亮。沈力望向窗外鳞次栉比的楼宇，仿佛看见乌蒙山巅的星子坠入人间——那些在田间地头生长的故事，那些被岁月打磨成琥珀的记忆，终将在文字的永恒中找到归宿。昭通作家群的文学根系，早已深植于朱提文化的岩层，汲取着马帮铃铛的余韵、红色扎西的炽热与乡村振兴的脉动。当新一代写作者以科技为舟楫、以跨界为桥梁，这片土地的文学火种，必将在群山的回响中照亮更广阔的天地。
在乌蒙山的褶皱深处，金沙江的涛声与千年朱提银的回响交织，造就了一片文学沃土。这里，群山以沉默的姿态托举着思想的翅膀，土地以裂变的阵痛孕育着叙事的力量——昭通，这座被群山环抱的“文学之乡”，正以“昭通作家群”的集体光芒，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向西南方延展。当电影《白桔》的镜头掠过金沙江畔的白桔林，当银幕上的光影与沈力笔下的文字共振，我不禁追问：是什么让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昭通人，能以笔为犁，在文学的荒原上开垦出如此丰饶的风景？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专访了《白桔》作者沈力，以此探寻他的创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