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翼集》著者张铭慈及其爱侣游绍斌，究竟何许人也，与胡适又有何交谊呢？在诗集的最后一页，著者张铭慈所撰跋文中，就有张铭慈、胡适二人交往点滴之记述。300余字的跋文，道出了张铭慈、胡适二人因《比翼集》结缘的一段文坛佳话。

原来，《比翼集》最初曾以油印的方式印成，著者张铭慈曾将此书赠予胡适。胡适得书后，非常欣赏书中的诗作，除了致信表彰之外，还曾在与友人聚会时，当众念诵书中诗作，以表赞赏之意。1926年秋，胡适将赴英国公干之际，又“特选余集中一绝句亲为书写之，以作临别纪念云”。

因为得到友人刘灵华的赞助，《比翼集》第二次印制改用石印。付印之际，张铭慈认为胡适的“书法雄健娟逸，则少为人知，兹特由石印印出，以供好读本集又酷嗜艺术者之鉴赏焉”。于是，就有了这著者合影背面的胡适题诗，以及分插于诗集下卷正文之中的胡适信札之影印件。可以想见，第二次印制诗集之时，著者或临时起意，或事出匆促，才出现了影印胡适手迹分插两处的情形。

张铭慈所撰跋文的落款时间为“丙寅仲秋”，即1926年9月21日，这一天恰为中秋节。而第二次以石印方式印制的《比翼集》，乃是正式出版物，与第一次油印本即写即刻、即印即发的形式略有不同；其正式出版的时间比之前张铭慈跋文写毕的时间又稍晚了20天，版权页上明确印有“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出版”字样。

当然，无论是张铭慈跋文写毕之时，还是《比翼集》正式出版之时，只看到过第一次印制的油印本的胡适已身在英国伦敦，并不知晓其题诗与信札均被张铭慈付诸影印，被纳入《比翼集》第二次印制的石印本中了。至于胡适特别想收藏的张铭慈赠送油印本之际附寄的那一通“长函”，后来究竟有没有在张铭慈录副之后再次收到，因无后续文献可供考析，也无从确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铭慈所撰跋文背面，印有一页“附明池编译书籍目录”，其中还有张铭慈、胡适交往的线索可循。目录中有《国学大纲》一书，介绍称“此书为明池历年研究国学之结晶，曾送请胡适之教授评阅，往岁任北高工国文讲师时，曾油印为讲义，现存于北大研究所”。可惜的是，此《国学大纲》实乃内部讲义，并非正式出版物，搜寻不易，无法从中窥见胡适对张铭慈国学修养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