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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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与吉狄马加的故乡凉山仅一江之隔，他在现实与诗歌中多次礼拜过的“兹兹普乌”距我的老家昭通欧家营只有几公里的路程——是一个脱离神话之后还可以指认的神祇——我曾多次伫立在那儿，幻想阿普笃慕的大军风暴一样掠过西昭通膏腴般的土地。所以，在阅读他的诗歌的过程中，我明显地存在着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高贵仪典上沉默而又悲情的聆听者，第二个身份是探险者。当然，在两个身份中，我更喜欢第一个身份，古老的精神属性，现代性的嗓音，虚实同构的语词场域，我感觉中的吉狄马加，俨然一个活泼泼的赫比施祖，他在今天的石姆木哈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说唱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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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的创作，早已超越单一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范畴，上升到了中华民族母语写作与传承的高度，而且，具有罕见的世界性格局与情怀。作为“世界彝都”的昭通，将吉狄马加与当下诸多彝族作家视为一个整体，统一来组织全国性的大研讨和系列学术活动，同样也堪称一桩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眼光和价值的盛事。我全程参会，并受邀担任其中部分学术环节的主持，由此，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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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关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并延伸到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的反思。诗人对疫情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书写，体现了诗人长诗创作的人类诗学和生命家园意识。长诗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出诗人的终极理想。长诗创作集现实性写作、思想性发声，以及宽阔的创作视野和宏大主题叙事，实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和人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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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是一首因疫情对人类生存秩序的破坏、对人的生命的掠夺，以及后工业文明对地球环境破坏而进行理性反思的优秀诗歌。诗人以一种大气磅礴的睿智，对全人类生存深处的生命意识进行拷问。作品既源于现实，又致力于对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进行深刻的透视，更超于现实，对人类文明的源头作了想象式的赞颂。毋庸讳言，该诗是近年来中国诗坛上一首哲学意涵厚重的鸿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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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狄马加诗歌的母性书写中，丰富大胆的想象和充沛直白的情感可以说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撑，想象的运用使其诗歌更加生动和立体，正是因为丰富的想象，诗人才能把蕴藏在土地、山川等万事万物中的母性发掘出来加以咏唱；充沛真挚的情感则为这些卓越的想象提供了精神的支撑，使得他的想象既可以一跃千里又不会虚无缥缈，将经过想象的母性变得深厚且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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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后期写作对语言的关注开始渐渐转移，“语言”从一种独立的符号的呈现，到从语言的体系里抽离出来，讨论语言的象征功能和其在世界文化跨语际流动关系中的位置，是一个逐渐渗透的过程。他从对本民族文化的呼喊者转变为以诗歌为媒介的跨文化的对话者。他坦言：“诗歌语言所构建的世界，一直被认为是诗人的另一个更为隐秘的领域。 ”他在诗歌写作上出现这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阅读经验的一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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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吉狄马加的诗歌，我们总能频频回望《诗经》时代“思无邪”的写作：坚守对美的践行和追求。珍惜写作中文字的意蕴和尊严，正是吉狄马加的诗歌高于人声鼎沸之处。吉狄马加的写作正在证明，诗不仅仅是20岁年轻灵魂热烈燃烧的火把，还可望是40岁以上思想者表述人生情感和宇宙观念的“炼丹炉”。诗歌只有不断沟通生命的更深处，才会有大家所希望的诗人和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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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之地》是一首宏大的诗歌，吉狄马加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于诗人自身的限制，以一种低沉浑厚、悲歌式的抒情调子，以一种近似于先知的预言将过去与未来缝合在巨大的历史场域中，将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回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拼接、粘贴、糅合在一起。这首长诗通过惊人的想象力，以及超乎寻常的细节描写，构造起《应许之地》这座富丽堂皇的语言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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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他智识、视野以及阅历的增长，吉狄马加的诗歌基于地域和文化传统，逐渐建立起了一个超区域的主体性，从而使他的诗艺在民族与地域文化传统和世界主义与人类情怀之间驰骋。与此同时，他的诗歌也在此过程中，兼具民族性、中国性和世界性。他的诗歌从未放弃过对他所在的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书写，他的诗歌也从未在这个多元的世界刻意强调差异，而是试图在差异中寻求人类共同苦难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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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骞的《彝王传》从彝族民间传说中挖掘历史素材，是一部具有神奇色彩的抒情长诗著作，是诗人对自己民族文化和乌蒙故土深度思考的结晶。《彝王传》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横空出世”“繁殖之神”“六祖分支”三个部分。在长诗中，诗人从彝王惊世骇俗的非凡经历和心怀彝族百姓的善良本性入笔，展开联想，热情讴歌了彝族人民追求和平自由的理想和勤劳勇敢、团结友爱、富于创造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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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生长，必须畅达而真挚，但诗歌不能普世，诗歌只能与有缘的人相遇，然后被理解和被热爱。阿兹乌火说：“诗要传达一种声音，让读诗的人读懂。”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生命经验得以纯熟，阿兹乌火把时光的碎片凝练成至简的大道。阿兹乌火的诗集《前世山 今生雪》属于去民族化写作，诗人的写作过程几乎没有族群元素、习俗及形态的体现。阿兹乌火的“痕迹诗学”在日常与行走中，镌刻下生命的过程，诗句凝固时间，时间也摒除着成长的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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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骞的《彝王传》凭借其充满个人生命体验下的主观奇异想象与充满文化寻根意识的民族史诗性书写，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热议，使这部长诗在呈示艰难的族群奋斗史的同时，也体现出极具特色的审美张力。其惊奇的陌生化效果与卓殊的戏剧化表达，缔构出雄浑的史诗性品格，激发了读者在历史与现实、虚构与民俗、神话与原型之间探求互文的阅读快感，让读者获得了更为丰赡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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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的诗歌利用符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原始神性的隐喻。诗人一生都受彝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将文化中神性的隐喻融于自己的诗歌中。在诗歌中体验个人与宇宙之间神秘联系的同时，以符号的审美形式将自然转化为超自然的过程中，超自然的体验再一次由符号意象转化为对原始信仰与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自我的情感理念注入了他对彝族人民灵魂神性及文化自信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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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周祖平的诗歌，没有故弄玄虚的语焉不详，没有孤芳自赏的无病呻吟，他的诗歌底色有着红色的热烈，金色的温暖，绿色的清新，其格调是昂扬向上的、催人奋进的。周祖平对现实生活始终保持深切关注，他的部分诗作，或手握利刃解剖社会病症，或心怀悲悯关注弱势群体。周祖平的诗作具有诗歌应有的韵律美和节奏感，语言流畅，朗朗上口，易被大众接受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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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作风格而言，彝族诗歌创作的风格并非整齐划一，而是风格迥异。有些诗人长于抒情，有些诗人长于写实。这种风格迥异还体现在更加细微的方面，即便在彝族抒情诗歌内部，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柏叶、阿苏越尔等人为代表的具有民族寓言色彩的抒情诗；二是以阿库乌雾、普驰达岭、巴莫曲布嫫、牧莎斯加等人为代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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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抒情诗是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创作中出现较早的诗歌流派，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节点，呈现出了几乎同步的民族文化记忆重构的情感面向，因此，彝族诗人的发声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仅代表自己发声。彝族诗人用地理空间、民俗意象等元素完成了关于共同体重构的话语实践，因此，对这一时期彝族抒情诗的考察是极其必要的，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一定的话语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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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发展至今，两性应以何种方式互相“凝视”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女性渴望打碎“凝视牢笼”，突破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在拉康的“三界”中走向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建立起更加客观公正的对话环境。杨佳富的小说《边关流星》中，可以看到男性作家在建立女性平等环境下的努力。作者将云南边境的一个边防检查站作为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点，把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人性的高歌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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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的倾诉》是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旅美期间创作的日记体诗集，是一阕印第安文明哀婉、沉郁的挽歌。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对《密西西比河的倾诉》进行阐释，期冀再现印第安民族及其古老文明在西方殖民主义倾轧下的衰败镜像，以及诗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与反抗，彰显诗人对边缘民族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乃至对人“存在”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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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验因人而异，不同的城市形象给人留下不同的体验与感受。李乔一生到达过多个城市地域，作为一位经历过多重生活磨难的作家，他对城市有着独特而敏感的个人感受。城市对于李乔而言不是简单的暂居地，而是他追求人生与文学理想的奋斗阵地，见证着李乔从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李乔一生创作的作品离不开多个城市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其到过的城市也是深入理解李乔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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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品数量上来说，杨昭说不上是高产作家，迄今为止，他的创作都是以中篇小说为主，没有长篇作品；从创作的内容来说，他更倾向于暴露人性中的丑恶和黑暗的一面，其作品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题材似乎显得有些陈旧。但是，在整个昭通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杨昭又以一种非常浓厚的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实践，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使自己成为这个群体中最擅长叙事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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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个性分明、有棱有角的。小说的男主人公，都有情有义，敢想敢干，他们或许有瑕疵，却让人感觉到真实自然、可亲可敬，他们执着坚定，一往无前；女主人公，心灵手巧，柔情似水，敢爱敢恨，爱一个人就死心塌地，这样大无畏的女人，出现在小说中令人拍案称奇。这也证明了小说中“距离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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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是新时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出现的一部力作。一部作品的优秀与否，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读者的信任。作家要带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关注人、体贴人，要深入个体生存的每一个细节，从物质层面呈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在丰富性中，既包括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谱系，也包括作家自身特有的艺术理想，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的“世俗心”和“同情心”，这正是《肝胆记》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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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通过空间叙事的方式体现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地理空间，作家通过并置叙述对比彝族和汉族的不同；在社会空间，作家通过淡化时间概念和社会空间文化描述呈现彝汉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心理空间，作家通过以乌铁为代表的彝族和以开杏、胡笙为代表的汉族的心理变化呈现两个民族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凝聚意识。作家在三个空间中层层递进，从展现民族的不同、表现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到最后民族意识的凝聚，凸显了彝、汉儿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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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的小说语言融合昭通方言和彝族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马嘶》获得骏马奖，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有着独特的标志和审美效果。吕翼运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来谱写家乡的故事，谱写着金沙江两岸的爱和痛，藏着他对家乡浓浓的关怀和不舍。吕翼写的小说非常注重语言，通过他众多小说的沉淀和积累，形成了极具个性的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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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中，整个事件发展的情节脉络清楚、流畅，毫无拖沓之感。文章第二章采用插叙手法，为开贵这个典型人物的复杂性格展现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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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中，吕翼选择了鞋、酒、马三个贯穿全篇的意象来隐喻和深化肝胆相照的主题，寓“意”于“象”。一鞋一世界，那是充满男欢女爱的世界；一马一江湖，那是亲如兄弟的人马江湖；一酒一天堂，那是彝汉民族团结的和谐天堂。《肝胆记》是男女爱恋的肝胆相照与“鞋”的意象书写，是民族团结的肝胆相照与“酒”的意象书写，是人马共患难的肝胆相照与“马”的意象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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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的作品均以滇东北乌蒙山区、金沙江岸为背景，展示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间传奇，在传统与现代、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碰撞中，体现了对现代文明的依存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依归，呈现出透明的深沉和优美的凝重。吕翼关注社会进程中农村人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蜕变，以个性化的写作来沟通对民间精神和民族灵魂的熔铸与反思，审视现代化语境中传统与现代的契合、冲突甚至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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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这部小说，纵横捭阖，气势恢宏，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扣人心弦。人物众多，却个性鲜明，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不忍释卷。吕翼在书写民族苦难史的同时，也讴歌了共产党引领下，血浓于水、情同手足的民族情谊。小说挖掘了人性深处的美好与善良，丑恶与卑鄙。成功塑造胸襟开阔、性格豁达的正面人物的同时，也写活了奸猾、阴暗、自私、丑陋的底层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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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是一部再现乌蒙山区民族精神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国危族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乌蒙山区汉彝两族青年胡笙和乌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计私仇、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共抗外辱，携手建设乌蒙的感人历程，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颂歌，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彰显了各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故事环环相扣，主题深刻，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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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的小说《马嘶》写动物之痛，写人物的悲苦，写时代的背景和变迁，也写民族之间的融合与撕裂，通过枣红马的命运力图表达出我们对底层的关注和社会良善的思考，其间的情感、伤痛，善良、丑陋，地域文化、人物命运通过作品呈现出来。我们从一匹战马悲哀的嘶鸣声里，不但读出了英雄的境遇，而且读出了民众人性的美丑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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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站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认真审视那个时代的悲剧和苦难，不评价、不掩饰，以局外人的身份讲述昭通人疼痛的历史。在悲剧和苦难的叙事中，小说描绘了昭通农村的闭塞与艰苦，展示出农村百姓坚韧的生命力量，在文字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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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四双鞋，代表着不同的人生选择。无论在任何社会，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双或几双鞋来满足肉身或是灵魂。只是，我们不该被“鞋”所困，更不能因“鞋”迷失。有时候，我们需要用“鞋”来装饰外在的人生，也需要用“鞋”来满足内在需要。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需要保持最起码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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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讲述了金沙江畔两个民族的平凡人，在自己的小情怀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求同存异共克时艰，谱写了民族融合中，生死相依、肝胆相照、彼此温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消除不了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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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翼的作品《冤家的鞋子》中，谁最终会成为鞋的主人？读者在猜想也在选择，这双鞋到底穿在谁的脚上更合适？当读者在内心开始选择时，就和开杏一起经历了一个坚决不给到后悔不给再到找不到给处的心理变化过程。这双鞋成功地让读者进入了一个两难未知的结构。这种结构表现了人和人生的复杂的多面，复杂的多面使人感觉到人生的丰富和我们容易卷入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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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立足于滇东北大地，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在《风过杨树村》中书写了一批在现代化进程中找不到出路的生活群体，他们一边承受着经济、人性、情感和权力等带来的创伤，一边又不得不在沉浮中挣扎，直击现代化发展中的被遮蔽面，为审视现代化下乡村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点，其对杨树村人创伤体验及创伤之后复原选择的呈现和创伤形成的归因寻找，则为其暗点的解决提供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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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翼在《马嘶》通过对女性心理、行为和语言的描写，揭露出女性意识刚开始萌芽发展但还没有完全形成自觉，女性意识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随着时间的推进，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作为新时代女性对独立和平等的成长实践，获得在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自主，看到在个体与家国之间，女性在现实存在的社会群体之中去积极加入救亡图存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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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的鞋子》是吕翼近几年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之后创作了包括获得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马嘶》和《命定的石头》《是否爱》《肝胆记》在内的多部作品。其作品里的人物，大都体现了乌蒙山区的大山精神，也体现了吕翼本身具有的这种品质——谦逊、诚实、有韧性、有担当。即使现在公务繁忙，也依然坚持写作，笔耕不辍。正是这种坚持、坚守、不放弃，才有他今天的众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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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吕翼早期的《割不断的苦藤》《土脉》《风过杨树村》到《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马嘶》《肝胆记》，都是打着昭通标识的现实记录，这些反映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人性复杂的作品，在特殊背景下，散发着各色人物的光芒。作为彝家汉子，吕翼的血液里流淌着对天空和大地的敬仰，他的文字充满着对家园和故土的热爱，他的作品多为凡人立传，体现小人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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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记》是写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也是写自己的失望与希望；是写那些腥风血雨，也是写对过往的刻骨与不舍。我承认，在主人公落难的时候，我写得愁苦，他们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碰撞、起伏、爱恨和生死。但这样的纠结，让故事更生动，让人物更饱满，爱恨更复杂。这样一种纠结，起承转合，成就了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