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宁
那一年我十八岁，刚刚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报完高考志愿。
我记得胖胖的班主任倒背着手，在拥挤燥热的教室里，笑眯眯地走来走去，注视着五十多个学生，翻阅着手头厚厚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师生一起商讨着该报哪一所大学。我们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决定自己的未来。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脑的样子，更不会网上冲浪，所以我的未来，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或者班主任的一句指点里。我实在不知道661分的成绩，应该报什么学校。山东大学？还是山东师范大学？反正走出山东，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对于我这样出生在泰山脚下一个小小村庄的女孩，那几乎意味着哥伦布驾船驶向新大陆一样的壮举。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去哪个城市。所以我翻看着五六百个本科高校的名字，最终在眼花缭乱中，决定像父辈一样保守，留在山东。于是，我对着几所师范大学的名字，抬头求助似的看了一眼经过身边的班主任，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指点。他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他对此颇为骄傲。而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权威，我们相信他，胜过相信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父母。喧哗中，我听见他漫不经心地扔给我一句话：
“你就报个曲师大呗，保险；实在不行，就报聊师，百分百可靠。”说完这句，他就胡乱扫着其他同学的志愿表，笑呵呵地走开了。
这几十秒的指点，像命运的齿轮，将我带向位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一所距离我所在的村庄不过二十公里的省级重点大学，并因人人都会随手勾画的外语、体育和艺术类提前志愿，被外语系录取。
于是，在知晓录取毫无悬念的那个暑假，我买了几个崭新的笔记本，坐在吱嘎作响的老式吊扇下，用钢笔开启了疯狂的写作。我还买了每页可容纳四百字的方格稿纸，将这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一笔一画地誊抄在上面。
高考结束的那天，我从校门口的报刊亭里，用省下的饭费买了一堆的报纸和杂志。我记得自己一边抱着一堆散发着墨香的报刊，一边和某个现在已忘了名字的舍友走在校园里。我们兴奋地谈论着不久的未来，也谈论着远大的理想。
“等着吧，我肯定会在这上面发表作品的！”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包票。
九月份开学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将抄写好的一沓稿子，一一叠好，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进校园的邮筒里。两个月后的某一天，记得是初冬的黄昏，一脸青春痘的生活委员，拿着一沓信微笑着向我走过来。
那是一个盛行写信的时代，班里人人都爱生活委员，因为负责分发信件的她，几乎代表着我们与整个世界沟通的媒介。于是每逢她骄傲得像小母鸡一样，举着一沓信件推开教室门的那一刻，我就会听见自己的心怦怦乱跳。但我还不能将我投稿的事情，告诉班里的同学，就连最好的舍友也不能说。这是我的秘密。所以我就假装等待高中同学的来信。我几乎每个星期都给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好友颖写信，但即便如此，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我要守口如瓶，直到作品发表的那一刻。
那一刻在生活委员的大喊声中，终于揭晓。
“你肯定发表了什么作品！看，这是西安寄来的杂志！”她站在我的身边，底气十足地向我、也向每一位同学喊道。因为兴奋，她圆圆胖胖的小脸红扑扑的，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红酒。她尖声的叫喊是炽热的，真诚的，好像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班里出了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作家”！我因此爱她，甚至想要讨好她。因为那本来自有兵马俑的城市的杂志，不仅仅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作品，印成了铅字，还为我带来天南海北的几百封读者的来信！
那篇叫作《找朋友》的处女作，早已被我忘记，刊载它的纸质样刊也丢失不见。我试图在百度上搜索电子版，但踪迹全无。那些写十篇作品只能发表一篇却永不退缩的校园时光，就这样与面目模糊的处女作，一起消失在斑驳的岁月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