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刚
1945年，中国医药研究所、云南药物改进所研究考证《滇南本草》，编印了《滇南本草图谱》（以下简称《图谱》），这是中国首次利用现代植物学对传统本草进行科学研究，是我国本草医药文献考证的开山之作。《图谱》诞生于抗战烽火中，成书过程艰辛而曲折，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文献价值，也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内涵。
《滇南本草》：薪火相传的文明之光
云南药用植物种类丰富，中医药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兰茂《滇南本草》成书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40余年，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性本草。《滇南本草》来源于实践，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详实的本草学著作和医药文献，兼具实用性和文献价值。《滇南本草》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对它的修订、抄印和研究一直未曾中断，让这份古老的文献在历史长河中始终焕发着郁郁生机和璀璨的文明光辉。
《滇南本草》在流传过程中，先后形成了10余种抄本和刻本，其内容也不断被其他著作吸纳和引用。1848年，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以下简称《图考》）刊印行世，《图考》记载植物1700余种，图文并茂，考据翔实，是传统本草学向近代植物学过渡的重要著作。吴其濬“宦迹半天下”，得以考察和认识祖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他担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期间，致力于收集和研究当地植物，《图考》收录云南植物370种，引用《滇南本草》近70次。
随着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人们对云南植物有了更明晰的认知，植物学家秦仁昌如此描述云南植物的丰富程度：“非唯独冠全国各省，抑且为全世界植物种类最富饶之一区。”云南是植物学家梦寐以求的乐园，近代以来，到云南采集和考察植物的中西方学者络绎不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到云南昆明办学。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植物学家吴韫珍随校迁到昆明后，就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植物研究中，他以《滇南本草》和《图考》为基础文献，结合实物与标本，考证当地的草药和花卉。
吴征镒是吴韫珍的学生，毕业留校后担任吴韫珍的助教。吴征镒随“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抵达昆明后，就参与到吴韫珍对云南植物的研究考证工作中。
“科学孤岛”上的坚守者
1941年，为解决大后方缺医少药的困境，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组建“中国医药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由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1938年迁到云南昆明）所长经利彬主持其事，并兼任医药研究所所长。经利彬邀请吴韫珍创办药用植物研究组，作为该所的先行者。研究所设在昆明市西北郊大普吉陈家营一间狭窄的土主庙里，器材、图书都十分紧缺。当时，吴韫珍贫病交加，吴征镒生活也十分困窘，随老师一同到医药研究所兼职。1941年6月，吴韫珍不幸病逝，吴征镒继承老师遗志，承担起他在西南联大的教学任务和研究所待开展的《图谱》编写工作。
1942年8月，云南省建设厅与中国医药研究所合组“云南药物改进所”（以下简称“改进所”），所长由省建设厅厅长兼任，副所长由经利彬兼任，改进所经费由建设厅与研究所共同负担，技术推进及业务工作由研究所承担。改进所办公地址设在东升街省建设厅附近，具体业务则在市郊陈家营的研究所内开展。
改进所宗旨是研究、改进、推广云南本地药物，计划开展调查采集野生药用植物、推广种植药用植物、编制药用植物图谱等工作。抗战时期，经济萧条，改进所经费和人员有限，调查采集和推广种植药用植物进展均不如预期。改进所成立之前，吴韫珍、吴征镒对云南药用植物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改进所组建后，编写《图谱》工作得以持续推进。
《图谱》的编印条件十分简陋，不仅空间狭小，器材和图书也十分缺乏，打字机是从联大生物系标本室借的，书籍文献则向联大生物系、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等机构借阅。
改进所遭受的困境，是当时中国科学界的缩影。1943年3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到访云南昆明，考察大后方的中国科技。当时的中国战火纷飞，科学文化事业举步维艰，科学界与海外联络中断，成了“孤岛”，李约瑟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大学及政府的实验室全遭摧毁，科学图书馆或被焚毁，或撤退到西部，从1941年起他们全部被封锁，完全隔绝。”让李约瑟感慨的是，不论处境如何艰难，中国学者始终未曾中断科学事业，并克服困难创造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眼中的昆明是“战时中国的科研重镇”。
改进所是“科学孤岛”上的坚守者，他们推进的事业是战时中国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约瑟参观改进所时，吴征镒等人在艰苦环境里辛勤工作的情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实验室设在古老的庙宇里，在大厅里，巨大的观音塑像下面安放着印刷机，他们正在印刷科学简报。”李约瑟看到的“科学简报”，实则是正在印制中的《图谱》。
本草考证的开山之作
《图谱》的作者署名四人：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经利彬时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云南药物改进所副所长，承担了《图谱》中药用植物的药理分析工作，这项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经利彬囿于行政事务，《图谱》主要由吴征镒、匡可任、蔡德惠等“自写、自画、自印”完成。当时，三人都才20多岁。
吴征镒在改进所是兼职，却主管植物组，且自1938年起，就已经与吴韫珍合力研究云南药用植物，是编制《图谱》的核心成员，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考证工作。抗战期间，吴征镒曾多次到大理、丽江、保山、德宏等地调查采集，对云南植物富源有深刻了解，加之编制《图谱》的经历，让他坚定了将研究云南植物进而研究全国植物作为终身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征镒成为著名植物学家、工程院院士。
匡可任曾留学日本，主攻林学，日本侵华后，他毅然回国，先后在战区教师贵州服务团、腾冲中学任职，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吴韫珍、吴征镒，因与师生二人志趣相投，遂转入改进所工作。匡可任曾到开远、文山、西畴、麻栗坡、砚山等地采集植物，他采集的标本为编制《图谱》提供了实物参考。匡可任精于植物形态学，精研石印和绘图技艺，设计了《图谱》版式，绘制了部分形态图。
蔡德惠就读于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后担任吴征镒的助教，全程参与了《图谱》的编制工作，绘制了10幅植物形态图，并撰写了植物形态描述和图版说明。1945年《图谱》完成不久，蔡德惠突染重疾，不治身亡，时年约22岁。
1943年李约瑟到访改进所时，《图谱》已经编写完成并开始刻印。《图谱》的印制进展并不顺利，据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云南药物改进所概况》（1943年）记述，原因是“纸张及印刷费昂贵”，须另请专款才能继续印刷。直到1945年4月，《图谱》方才印制完成。
《图谱》考证了《滇南本草》中记载的金铁锁、常山、白芷、臭灵丹等25种药用植物，药物说明包括释名、《滇南本草》原文、基于现代植物解剖学的形态描述、考证、分布、药理、图版说明等，其中有吴韫珍、吴征镒共同发现的新属——金铁锁属。25种植物均绘制了详细的实物外形图和花、实、叶、根的解剖图。《图谱》开创了本草文献结合植物分类学的先例，吴征镒称其为我国“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不朽的人文丰碑
改进所的计划是逐集编写印制《图谱》，以持续深入研究《滇南本草》。遗憾的是，第一集刚印出，中国医药研究所就奉令解散了，人员随之遣散，改进所也无法再维持，《图谱》后续编印计划被迫终止。
医药研究所解散时，《图谱》大部分呈交教育部，之后下落不明，导致该书未能公开发行流通。长期以来，学界和公众对这本书的知晓度并不高，能目睹原书的人更是稀少。研究所解散之际，云南省建设厅接收了研究所余下的部分图书资料，其中有《图谱》原件一式两份，这份珍贵的档案文献馆藏于云南省档案馆，为后人了解和体认那段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
在《图谱》编制过程中，吴韫珍与蔡德惠先后病逝，为该书增添了浓厚的悲痛色彩。《图谱》成书时，吴征镒在附志里专文记述了吴韫珍对该书的贡献。
时至今日，《图谱》的原创人员均已作古，但他们的精神仍旧长存人间，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黯淡。生命会终止、消亡，但精神的力量却会一直发扬传承下去，凝聚成一座不朽的人文丰碑，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