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旗
回顾往事，发现人生所有的相遇，其实都是为了帮你实现人生的圆满。
1951年，新华书店落户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书店设在古镇州城南街，和县文化馆在同一个院子里。那一年我7岁，刚好开蒙入学。那时，我常和祖母去赶州城街。祖母就在南街摆摊，出售农产品。摆摊没我的事，我就溜进文化馆借小人书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新华书店代销处——两条板凳三块木板搭的摊子，出售新书新报刊。
两年后，代销处改为“新华书店宾川支店”，迁至州城西街南侧，铺面临街，在一坊瓦屋面楼房的底层。白底红字的木牌上，繁体行书“新华书店”4个大字，神采飞扬。我记得父亲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本《人民画报》，奖励三年级期末考试名列榜首的我。画报封面上端画的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白鸽下，是天安门广场上浩浩荡荡的欢庆队伍。照片是彩照。封面题为《和平的天安门》。1950年，为纪念社会主义国家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特意挥毫，画了一只昂首展翅的鸽子，诗人聂鲁达把它称为“和平鸽”。鸽子是那个时代人们追求和平的象征。
我曾生活过的古镇州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华书店的两处旧址，至今仍在。
1954年，我到州城完小上学，从此，新华书店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时常光顾的图书馆、阅览室。究竟在那儿买过多少书，我大体上还是记得的，毕竟那些书都是我当年的心爱之物。时光流逝、时代变迁，它们大都已淘汰散佚了。让人感慨的是，在我的数千册藏书中，现在还能找到一本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影响了我一生的那本《高尔基的青少年时代》，却再也无法找到。只知道这本书是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改写的。谁改写的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封面的上半部分画着一艘大轮船，停靠在一条大河岸边，河上挤满了大小船只，那里是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市的港口。高尔基就是在这个坐落在伏尔加河岸边的城市里度过了他那童话般有趣而忧伤的童年，随后又从这里启程，沿着宽阔的伏尔加河走向百态的人间。
1956年，新华书店迁往牛井。铺面三间，仍然是土木结构瓦屋面的老宅，就在下窝铺往南，牛井中心街的下段。那建筑至今还面目沧桑地守望在那里。每当我从它身旁走过，我都会向它行注目礼，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它，多少往事随之涌上了心头——1958年，我们在新村坡劳动，那天，有位同学在县新华书店买到刚出版的《烈火金刚》，让我羡慕不已。我拿不出那8毛钱买书，当时那是我四天半的伙食费；还记得买了《苦菜花》的同学，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给我们讲述柳八爷和八路军于团长比试枪法情节，大家听得如醉如痴。
我也在那儿买过一些书，那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如《山乡巨变》《长长的流水》《南行记》《播火记》《战斗的青春》等。那时，新华书店给像我这样手头并不宽裕而又特别喜欢读书的读者不少优惠和方便。过一段时间，书店就把一部分存书打折出售。有的读者因调动搬迁，清理出来的旧书，还可以在那儿寄售，因此书的价格便宜。我买的大多是这两类书。现在还有一部分藏在我的书橱中，上面还有原主人的签名。比如，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苏仲翔选注的《李杜诗选》，刊载何其芳《论<红楼梦>》的《文学研究集刊》，蒋天佐译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还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艾青的《诗论》，魏巍的《黎明的风景》等。
20世纪70年代，新华书店告别栖身十余年的民房老宅，迁往新村坡，建盖了崭新的楼房铺面。至此，我在书店获得的精神食粮就更为丰厚了。我力所能及地购买了欧美文学的一部分经典名著，巴尔扎克、莫泊桑、司汤达、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欧·亨利、罗曼·罗兰的书，放在了我的书架上。缕缕书香，似阵阵清风，轻轻拂面，缓缓抚平我因生活奔波而浮躁起皱的心页。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境界，那是我读书受益最多的一段时光。
我喜欢的书，同一种版本，有我购置了两套的。比如，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一套放在枕边，一套藏于书橱。同一外国名著，我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刘辽逸译本和草婴译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高长荣译本和范晔译本；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我购置了三个译本，张秉衡译，蓝英年、谷羽译和力冈、冀刚译。经典是博大精深的，阅读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还有文化差异、语言节奏等等。
阅读经典，犹如阅历人生洞明世事，是一个不断积累丰富贯通突破的过程。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无论何时何地，与它们邂逅，总会有一种潜在的与之凝视与对话的感觉，给我以信心、定力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心里头就会泛起生活的激情，让自己对生活始终保持着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