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华
11年前，母亲因病致使右半边身子偏瘫，从那以后，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就变成了轮椅上万般无奈的样子，让人鼻孔发酸，我也就时时多了一份没有尽到孝道的自责。
母亲颈动脉血管狭窄，我是知道的。当时，医生说，如果血管阻塞，血液流通不了，就会危及生命，要求做血管支架手术。家里考虑到在桂林的医院做手术不放心，想等到过完年后，天气暖和再陪母亲到长沙的大医院去做手术。而在春节后，我在返回昆明的头天晚上陪母亲看电视聊天。母亲说头有点晕，想早点休息，说不要紧的，休息一下就好了，让我安心工作，不要担心。我却永远想不到，这竟是母亲在患病失语前，跟我说的最后的话。
以前，母亲的日子过得很苦。小时候，我的家是低矮的瓦房，呈“L”形，一大一小共两间。一间是早先从公家买下，年代久远陈旧不堪的青砖屋，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用作卧室；一间是在靠着路旁的一边砌有一面土砖墙，在靠着天井的一边用木头柱子支撑起房顶的土砖屋，“L”形房屋的缺口刚好连着生产队的仓库和邻居家的墙，形成一个方正的露天天井。母亲在天井里靠着仓库和邻居家的两面墙角，搭了个猪棚，人畜共处一屋。土砖屋里除了一个灶台外，在墙角堆满了柴禾、锄头、畚箕等农具和杂物。这间窄小的土砖屋，也是我和母亲、姐姐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平常吃饭和家里来客人，都在这里。房屋年久失修，墙裂缝、地潮湿，寒冬时，夜晚的风总是带着刀声进进出出，这个时候，长短不一的木板拼接成的家门，也会跟着吱吱作响。如遇雨天，整个屋子四处漏水，床上、地上摆满了接漏的脸盆、碗和坛坛罐罐，叮叮当当的声音响成一片。
当时农民全靠在生产队种田种地，然后拿工分吃饭。我家就母亲一个劳动力，母亲一个人的工分养我和姐姐三张嘴，再加上那时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不高，因此，在稻谷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拿着米筛，赔着笑脸，到左邻右舍去借米。我记得，因为家里太穷，我读初中时，学费也是向公社卫生院的一名阿姨借的，那时，我家经常向这位阿姨借钱借米。这名阿姨后来成了我的岳母。
母亲有胆有识，敢说敢干。在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在村里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先在集市上经营卖米豆腐的小食摊。而在此之前，为养家糊口，母亲还在家悄悄地酿造过米酒，依靠卖米酒补贴家用。
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母亲时刻在呵护自己的儿女，心里也时刻在牵挂着自己的儿女。那年，我参军，母亲是特别担心的，日夜牵挂着我。她晚上做梦醒过来后，也常常睡不好觉。直到有一天，家乡收到我的立功喜报后，县里的领导带着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还有乡里的领导和村干部到我家慰问采访时，母亲得知我平安，才完全放下心来。
天底下对儿女最无私的是母亲，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儿女担心。16年前，母亲的糖尿病到了中期，引起眼底黄斑并发症；10年前，母亲检查出颈动脉血管狭窄，住进医院治疗。所有这些，都是在母亲病愈之后，或者是我在回家之后才知道。母亲总是这样，怕我为她操心，很多时候都声称她好的好的，一切都好的……
母亲偏瘫后，因长期服药，肾功能衰退，小便频繁。为怕哥哥和姐姐、姐夫照料她时劳累，自己有意地少喝汤，少喝水，为的是减少小便的次数。失语后的母亲，尽管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头脑特别清醒，心里始终装满了自己的儿女，每次见了我，她都强忍痛苦，左手紧紧拉着我不放，用眼睛凑近我，仔细看。
其中的苦难，我已无法深想。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母亲抢救过来了，尽管偏瘫了，但终究还活着，我们还有母亲。
多少年了，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外省，作为一个儿子，对于自己劳苦一生、卧病在床的母亲，这种不能在身边守候、尽孝的心情，又岂能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
6年前，母亲不舍地离开人世后，我的心里更多了种说不清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