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沛钊

单元楼门前有一个红色的塑料报箱。那是20多年前爸爸为了让我增加阅读量而订阅《春城晚报》时，送报师傅用6根铁钉钉在墙上的。或许因为安装并不贴合，箱门总是难以闭合，斜斜的罅着一条呈30度的缝隙。穿过这条缝，我的手进进出出了几千次，拿走一份份报纸，也拿走了许多时光的故事。

刚入初中，我的政治成绩并不好。政治老师别出心裁地布置了一项长期作业，每周在本子上记录两条新闻，上面是本周的重要新闻概述，下面则要从教科书里找到相关内容，两相对应。《新闻联播》固然都是大事要事，但一个初中生难有过目不忘的速记本领，于是报纸便成了我摘录信息的绝佳帮手。这项作业我很快便得心应手，有时甚至会主动写更多条数。在这项作业的帮助下，之后每次政治考试，我几乎没有低于过98分。于是，每天放学回家，顺手拿取报纸成了我颇为幸福的事情。

可是，能真正影响一个少年成长的从来不是成绩的好坏。那时报纸版面多，连上一大堆的插册和广告页，我常常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大体翻完。渐渐地，我好像被那些不一样的生活所吸引，民族的节庆、中东的局势、欧美跨文化背景下的趣事，还有同城的新闻……它们不断让我打开视野，也让我觉得即使是遥远的国度、地平线之外的远方似乎都与我有关。

小报箱虽然难以关闭，但也自带锁扣，年少的我担心哪天被人顺走无报可看，一直嚷着要加装小锁。而作为老师的爸爸却说，能偷报纸的人是希望上进的人，若真有人拿给他又何妨？另一件被爸爸制止的事情则是订报，那时全年订报费用不过二三十元，年底收废纸却能卖出六七十元，我看到了“商机”想要订个几十份。爸爸却说，报纸是用来让人更有文化和涵养的，用于牟利就适得其反了。

时间的风吹过墙面，也吹走我的年少。高中住校，而后前往北方求学，我再也未曾打开过红色小报箱。它的颜色也从艳红，到鲜红、粉红，渐渐褪了色。

毕业后，因为家庭原因，我进入家乡的银行工作，不到3平方米的柜台隔间里是几十台不停歇的摄像头，厚厚的玻璃后有流水线一样永远办不完的存取款、开销户。为了接钞车，我时常7点不到出门。穿着极不习惯的西装皮鞋下到门口，晨曦的微光刚好透过报箱在墙上染出一小片微红。我知道，这个罅着门的报箱曾为我打开的是一个辽阔的世界，那里是充满可能性的，那里有无数喜怒哀乐。

一年后，我终于脱下了西装。选择出国读研，进入新闻单位，想要去往曾经看过的那些故事诞生的地方。在准备英语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THE TIMES》等报刊。这些英文的报刊不会出现在红色小报箱中，但我觉得我其实也是“报箱”，永远罅着门，让信息与世界自由交换。最终，我选择以骑行的方式前往异国，一路上我亲历了那些不同语言体系下的人的生活，他们汗珠滴入土壤的声音，他们煮饭时撒入的大把香料让“报箱”有了更多维度的体感。

历经辗转，我回到故乡，因缘巧合进入云南日报社工作。在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想起奶奶跟我说，没上过学的她不识字，全靠《云南日报》自学识字。有一次，我突然注意到报箱上已经淡到看不见颜色的地方写着“云南日报报业集团”。自以为已经千百次抚摸过那扇关不起来的门，却似乎从未注意到这样的缘分。

一日，我忽然看到报箱中又多出了一份《春城晚报》，疑惑之间，了解到那是妈妈原单位为每一位退休职工订阅的。那已经变得很单薄的报页间隐约透出妈妈的青丝，原来岁月不仅带走了报箱的颜色和报纸的厚度，也为妈妈换来了白头啊。当我的名字终于出现在红色小报箱里时，我看到妈妈用指头一行行地抚摸着那些字句，中学时，我摘录新闻的样子，还有更早前奶奶逐字学习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

再往后，我和妈妈商议，单位有足够多的报纸，让送报师傅直接将报纸送到小区门卫室。很多个深夜里，我回家时偶然瞥见门卫大爷拿着一份报纸在路灯和岗亭取暖器的微光下阅读，我知道报箱的门永远不会关上。

不久前，外出采访归来，忽然发现那个褪了色的小报箱被一个同款的艳红新报箱代替了。还是同样的位置，沿用同样的6个钉位，也同样的罅着门缝。我得知新搬来的邻居家的小孩上小学了，邻居特意为孩子订了报纸，两个小女孩用拼音方式一字字读报的声音从楼道间传出，通过报箱罅着的门缝传得很远。

就像报纸所代表的从来不是纸张和一个个铅块字符，也不仅是一则则远方的消息，还有时代变革之间却总是相似的人情冷暖。家门口的红色小报箱，历经了颜色深浅的轮回和几代住户搬进搬出，它始终关不上的门，像一个少年的梦想，打开了就不会闭合。遥远的国度、地平线之外的远方原来都与我有关；柴米油盐、进进出出的成长，原来它们也像新闻尘封为历史一般，一直真实地存在于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