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普

从“昭通作家群”到“文学故乡”被文学界肯定至今，昭通作家似乎都在努力探寻书写特定（熟悉）空间里可目睹触摸的人、乡村、山川、草木和蕴含其中的生存智慧、生活习惯和风俗民情。他们似乎都在以自己的创作视角建构精神“根系”，在“寻根”和“重返”中开拓、延展着本土资源的丰富性，从而让特定地缘肌理从平面、立体、纹理和质感上给人们一种感官认知和价值体验。

在这些作家当中，杨恩智小说的生发和创作都属于这一“谱系”，譬如短篇小说集《如画似书》，长篇小说《普家河边》，包括最新出版的小说集《起舞》，以及很多已经在各大刊物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文学结构和文学组织基本源于“地缘肌理特定空间”，在创作视角里，叙述者、隐含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透视着一个地缘名词——普家河。本文仅以杨恩智的新著《起舞》（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为例，从地缘肌理的“根系”和“重返”这个角度，对小说集进行另一种解读。

小说集《起舞》由9篇小说构成。首篇《通缉》（发表在《四川文学》2020年第4期），故事以“我”为叙述者。“我”走访贫困户魏铼时，接到表弟郭旗的电话。随后，故事在郭旗、“我”和魏铼之间慢慢演进。“我”的帮扶对象魏铼与表弟郭旗因黄兴梅而起的纠葛，与“我”的工作生活交织，悬念冲突层层铺开。小说充斥着扶贫、打工、还乡等诸多现实和文学元素，文本呈现了普遍和具体、共体与个体的贯通。就地缘肌理这个概念来说，细节之处多是层次和立体。文本中，“我”与郭旗，属于地缘肌理中的“血缘”的亲戚关系，但“我”在另一层面，属于“脱贫攻坚”走访的公职人员，与魏铼建立着另一种“地缘肌理”和社会关系。小说最后以“要是”和“当初”的假设结尾，就笔者的想象，作者和叙述者都隐含了诸多感慨。

《闹铃》（发表在《山东文学》2022年第4期），故事以对城市小区退休人群的关注为视角主线，表达了特定地缘空间里对一种群体的关照。故事以“老年人”这个群体为主线，映射出地缘肌理的根系和回归，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追根和重返，为的是心灵的踏实。这里有虚构文本人物的存在，也有作家体验的具体观察。小说的行为和动作，贯穿作家和读者的情绪，社会进步和城乡进程，让乡村和城市既温暖又有隔阂。小说以“手机”的闹铃为线索，引出城市的陌生化，根系重返的亲切感，从而在地缘肌理里寻根以求心理安稳。小说最后以生发矛盾的“闹铃”结束，故事带着荒诞，呈现出特定地缘的社会进程。

小说集《起舞》对地缘肌理的文本建构，常常在“根系”和“肌理”里把笔触深入人心和人性内核，在叙述中，思辨着善与恶。譬如《索赔》，文本表层故事从翻车将田世能的树木和庄稼碾压开始，徐徐道出“索赔”的整个过程和最后的结局。小说在叙事策略中运用矛盾和冲突，起承转合，完成文本。在叙事技巧趋于完美的同时，表层故事悄然进入了更深的人心和人性。田世能这个小说人物，是特定地缘空间里农村群体和个体的代言，他代言的是作家对农民的关照。社会群像在文学地理空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哲学世界里，作家更多着墨的是乡土文学的内核。农村、农民，在乡土文学或者现实中，更多的是趋近某种真实。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窥探，在乡村礼俗和规范法理中，田世能的需求属于“礼俗”。他的需求属于任何一个农民在利益受损后应该得到赔偿的满足，这属于每一个农民良序俗成的规律，也是每一个农民身上的人心所向。但小说文本在作家的遥控转动中，人心慢慢转向了人性，转向了地缘空间里人群从“恶”到“善”的敞开。小说从小我到大我，到“我”对不起“你们”，展露了地缘与文学文本生成的多元和价值。

在作家的写作策略中，《白山羊 黑山羊》（2017年《边疆文学》第10期）讲述村民刘志平的系列悲剧和“无可奈何”的处境。现实——文学——读者，同样循环着曹雪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箴言。小说体量几万字，乡村背景，演绎的是村民命运纠葛，从下而上的理想追求。小说给读者一种明月清天的体悟，文本结局充满阳光。《东后街175号》（发表在《边疆文学》2023年第6期），故事以“我”为叙述者，围绕“东后街175号拆了”这个点，讲述了“我”与这个“点”的实质和意义。叙述者“我”是地缘空间，或者说城市肌理中的诸多“看见”和“看不见”。小说文本的“我”，在叙述过程中，是办公室体制内一员，除了实质性工作，老刘、小张似乎跟“我”关系最密切。小说伸展到另一面，家庭、婚姻、教育从小说创作视角的点、线、面全面铺开。经过小说艺术技巧中的悬念和冲突梳理后，作为叙述者的“我”，似乎已经模糊了文学和现实的界限，但小说文本依然遵循的是形而上的价值。《净水器》（发表在《滇池》2017年第12期），故事依然是以城市肌理的纹理，以城市身份为视角，在“父亲”“姐姐”身上，以“净水器”为纽带，从深处挖掘“根系”与“重返”。在小说人物心理和人物活动中，地缘乡土和城市进程既矛盾又统一。

《东后街175号》和《净水器》都有着地缘空间从乡村向城市的递进，从社会发展和城乡结构上来说，这是时代逻辑的推进。

杨恩智的小说文本，呈现的是多元的乡土、乡村和城乡通融的书写，作家通过亲身体验和主观感受，以家乡或者故乡为底蕴，从根系上追寻和建构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将其写作视角伸入到地缘肌理的方方面面。在根系和重返中，细数着自然、社会、传统、礼俗、人心、人性和情感，编织了一幅幅错综复杂的生活图景。小说集《起舞》的9篇小说也不例外，这9篇小说，都可以让读者看到小说这一大主题的意蕴。

譬如《吼山》（《边疆文学》2022年第7期）中，所呈现的乡村、人物和自然风貌，在相关的象征和隐喻中，充满着丰富的根系与重返，目的是在追忆和重构中再现乡村的自然风貌、乡民的质朴和善良。文本以“吼山”这种约定俗成的乡村习俗为主题，以“郭自闲”这样一个小说人物为中心，辐射出时代现状、人际关系、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从侧面上来说，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篇生态小说，但作家的目的，显然不只是生态，而是乡土文学底层社会中“农民”这一角色的深入。

就当下小说创作的窥探，核心依然是乡土文学在牵引，城市文学、科幻文学依然是以乡土文学为基石。就笔者的视线与观察，依然敬重昭通作家夏天敏的坚持。他的文学视野和系列小说视角价值，在无形或有形中感染了很多昭通作家。杨恩智小说中地缘肌理的“根系”和“重返”，在创作根源上，有与夏天敏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但在作家体验和创作视角上，杨恩智在乡土、乡村和城乡肌理上又有着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从而形成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与文学图景。《起舞》（《四川文学》2022年第12期）中的“安置区”的“地磅”，属于时代发展、城乡进程的产物。在国家政策和民生情怀里，老年人这个群体得到极大的关注和关照。乡村和城市对应的符号，是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生活图景。

诸多现实与文本的关联，都意味着小说与现实真正面对的价值。文学追寻的是美学形态和文本意义，但到作家具体写作，更多涉及写作生发、写作视角、文学地理、地缘肌理等元素的辩证。作家以某种立场进入写作，视角敞开的不仅是现实，而是小说多层的异化体验、考量和深入。关注和关照的地缘肌理，自然、社会、时代和人都是作家写作格局的遮蔽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