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东

时至今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元宇宙等技术叠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应——革新人类社会观念，改变人类生活方式，重构价值与规范，催生数字时代的来临，同时也涌现大量的新问题与挑战，人类再次面临艰难的抉择。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以“工具论”对待一切科学技术及其产品，视之为现成事物，不过是为我们所用而已——解决问题的器物，一旦达成目的，便可弃之。因此，至今这样的观念仍盛行，即便是人工智能诞生，人们还是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类人智能，或是人脑的延伸，是不能代替人类的物或工具。依然秉持流行的人禽之辨和人机之辨的说辞：理性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情感是人机之辨的关键；智能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人脑智力水准。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仍未脱窠臼，囿于工具论。未曾突破思维的瓶颈，尚未将智能生命与人类生命并列于物种丛林。

所幸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在其著作《生命3.0》中，率先摆脱工具论与实用论，从生命发展史看待人工智能，将之当成生命的一种新形态。他重新界定“生命”，即“一个能保持自身复杂性，并进行复制的过程。”并将漫长的生命史及其未来分为三个阶段：硬件和软件都来自进化的生物阶段，即生命1.0——纯粹依靠生物遗传而存世的生物阶段；能够通过学习，自己设计软件的文化阶段，即生命2.0——硬件靠遗传与进化，但大部分软件是由自己设计的，通过教育与学习而不断升级的文化阶段；自己设计硬件和软件，并主宰自我命运的科技阶段，即生命3.0——能自主设计自己的硬件与软件的科技阶段（泰格马克《生命3.0》，汪捷舒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如是观之，已有的各种碳基生命是生命体，正在降世的各种硅基智能体也成为新的生命体，并是未来数字社会的重要成员。

有观点认为，智能生命的硬件和软件不久就会超过人类的身体与智力，因为深度学习使得智能生命能根据指令“自主”收集信息、筛选、拆分，并合成全新的信息输出来，完全具有填补空白的能力。大多数科学家相信通用AI能胜过人类智力，如果人们还坚信：智能（intelligence）是完成复杂目标的能力——包含逻辑能力、理解能力、计划能力、情感知识、自我意识、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我们曾经以此区分了人类与动物，如今却无法以之区分人类与AI。不过那些坚信人类优于AI者认为：自我意志、情感体验、欲望、想象力等是人独有的，不可能被AI模拟。这样的看法源自对算法与智能认知的局限性；算法是“合理化的工具或力量”，以系统化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方案；尤其是在机器自主学习的境况中，能“自动生成或自我复制”目标函数及其数据输入（《算法社会：技术、权力和知识》，舒伦伯格等编，王延川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6-7页），如此，那些忧虑人的情绪、欲望、体验不能“编程”或做成“算法”的意见无异于杞人忧天。因为，一旦AI参与或自主研究脑科学，那将是不可想象的飞跃——不仅超越已有的研究范式，还将创建海量的意识、情感、欲望等领域的算法，进而推动知识的快速发展。

这绝非空穴来风，ChatGPT4的出现，就表明无须等到本世纪中叶，超级AI会提前降世，除非人类以强力限制它的发展。“智能爆炸”也会提前来临，“一个超级智能机器可以设计比它更好的机器，然后就会诱发产生‘智能爆炸’，届时人类的智能将会被远远落下。因此，第一个超级智能机器，将是人类需要做出的最后一个发明。”（卡鲁斯·蔡斯：《人工智能革命》，张尧然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不久人类智力将被智能超越，但福祸难测。目前制造超级智能机器的条件基本上具备，只欠人类达成共识做出决断。

然而技术叠加与正在形成的数字社会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任何人都无法给出科学的预测。面对数字化带来的多维时空、多重身份、多种关系、新型异化与危机等挑战，任何民族与国家都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此在撕裂，周遭世界虚实相间，人类生存境遇剧变，一切价值与规范需重估，新的价值与规范尚未确立，无从判定新生事物与事件。如何审判机器人杀人案件？那些喜好短视频者，通宵达旦地刷屏，同时为平台创造了利润，是否被剥削了？如何判定虚拟时空中的雇佣关系？人机能否婚配？诸如此类的新生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人类原有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风俗习惯等都捉襟见肘，难以做出科学合理的回应。

如何处理人机关系以及对技术叠加的态度，将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走向。保守主义者也称“卢德主义者”忧心忡忡，看到数字社会的诸多弊病：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虚假信息和网络欺诈、数字鸿沟和新型不平等问题、社交媒体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数字犯罪和网络安全威胁，以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问题等；害怕AI对人类带来新的灾难，故而想方设法反对超级智能的研发。与之对应的就是乐观派或称数字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智能生命或数字生命是自然进化的必然结果，人类不应阻止或奴役之，不能对超级智能进行“物种歧视”，应让它们自然发展，结果一定是好的。执其两端的中道主义者，也称“人工智能有益运动支持者”，如霍金、比尔·盖茨、马斯克和泰格马克等人都属此派。他们认为超级智能带给人类的结果取决于人类的自主选择，而非技术本身。所以人类要主动对未来进行筹划与研究，确保科技给人类发展赋能。想必，这是大多数人都赞成的态度。

未来社会将如何变迁？泰格马克将超级智能带来的影响分为四类：一是最极端的人类灭亡后果，狂妄的人类自我失控，开启“世界末日装置”，相互攻击报复，共同赴死；或是毁于失控超级智能之手；二是人类失去统治权，在人机共存的关系中，智能胜出，掌握主动权，但并没有对人类痛下杀手，是“善意的独裁者”；三是限制超级智能的发展，将之塑造为“守门人”的角色，甚至让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成为人类的守护神，促进人机和谐共生，建构美好的数字乌托邦社会；四是人类继续主宰社会，统治超级智能，使之成为超级服务员或仆人，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然而，在各种政治、利益、情感与立场等因素的驱使下，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共同真诚地履行契约；正如全球虽有187个国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有多少国家能诚实遵守约定，不得而知。因此，勒普顿在《数字社会学》中，强调方法论的创新和批判性的重要性，呼吁社会学家在研究数字社会时应采取批判性的立场，对“脏数据”“腐烂数据”“数据傲慢”“坏数据”“数字鸿沟”等问题都应进行有力的批判。她提出“数字社会学的后现代批判理论”，旨在揭示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并批判其中的不平等和权力问题，以实现正确使用大数据改善民生，又不致侵犯人们权益。（参阅【澳】狄波拉·勒普顿：《数字社会学》，王明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136页）。就此而言，还可以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促使科技与未来社会的有机融合，实现和谐共生的局面。

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与信息的匮乏，泰格马克在《生命3.0》中大胆革新观念，重新定义生命，突破思想的桎梏，设想未来社会的景象，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是一部具有深度与前瞻性的著作。亚狄波拉·勒普顿在《数字社会学》中提出“生活即数字”的洞见，使得“数字社会学”具有宏阔性，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即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各门学科的研究之中，并可超越二者，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数字社会；科技的发展，不只昭示：生活即数字；还昭示：万物皆可数字化——进而整合技术数字、价值数字、行动数字、规范数字及文化数字，开启广义数字社会的大门。作者既关注理论的建构，又关注实证研究与实践问题，给出科学严谨的方案，堪称典范。他们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对新兴的科技难题都作出严谨的论述、大胆的推测与超凡的想象，对科技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系及前景作了极富价值的思考与探索，为我们构建数字文明提供有益的思想与方法论资鉴。故而，他们的论著一付梓，便迅速蜚声全球，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慢读细品，以之为镜，可寻到未来社会出路的有利线索，助益数字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