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终于来到了绍兴，那个慕名已久的会稽故郡。
会稽郡因会稽山而得名，据司马迁的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更早的《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则写道：“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作为沿革，2000多年来，会稽郡分分合合，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面貌是不同的，而今约定俗成，它已经是绍兴的别称。
翻开青史，会稽的风云激荡，在中华的五千年文明史中，曾浮现过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帧帧鲜活的画面……那遥远的吴越春秋、卧薪尝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鲁迅语）的故事；来到绍兴，来到会稽，到处飘扬着晋风唐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明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宋代的沈园旧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入声吟诵：“错错错”“莫莫莫”；明代的绝世天才徐文长在青藤书屋中呼号：“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瞻仰王阳明故居，自幼立志“做圣贤”的心学泰斗，从“格竹子”最终开悟“我心澹然”和“我心光明”，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蔡元培故居的漫步，令人想起近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以及蔡元培，想起“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那样的话；还有黄酒、越剧、乌篷船……五千年来谁著史？诸多会稽元素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听。
但无论如何，会稽传奇的开篇当属于上古时期那位叫大禹的英雄，治洪水，定九州，建立夏朝，死后归葬于会稽山，这大约就是会稽得名并敷衍成史的真正开端。我来自离此地颇为边远的三迤大地云南，对会稽山充满神往，其实是因为那块在中华碑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禹碑。禹碑的母碑据记载位于湖南衡阳岣嵝山，故亦称岣嵝碑。据说它是大禹时代的遗物，是神州现存最早的碑刻，记录的正是大禹治水的事迹，碑上文字形如蝌蚪，既非甲骨文，亦非古篆，宋代被巴蜀文人何贤良发现并翻刻于岳麓书院后山岩壁（现已不存），明代嘉靖年间被在湖南做官的云南安宁人张素拓回故乡，经充军云南的好友杨升庵释读并复翻刻于安宁法华寺后山岩壁（现全文转刻于温泉环云洞石壁）得以保留至今并传播天下，是今存禹碑的母碑。我从千里之外的云南来到会稽山拜祭禹陵、瞻读禹碑，追慕会稽风骨，寄情追远，实在是一种文化的两相呼应。
其实这种文化的呼应，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化血脉的联系，它更广泛，更深远，它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由中华民族的各族群来共同打造，共同皈依。我们这次来绍兴，正是孔子所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时节，春光明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欣然来到“会稽山阴之兰亭”，进行一种文化的“朝圣”。遥想一千六百七十一年前，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2位门阀士子、政治名流、一时俊彦雅集于此，“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修禊，乃古代人们于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聚于水滨洗濯、祭祀、饮酒，以祓除不祥、祈求多福的一种习俗。集于兰亭的这次修禊，因贵宾云集，“群贤毕至”，算得上一次真风雅事！于是群贤们亦觞亦咏，吟风弄月，得诗37首，集为《兰亭集》。主其事者王羲之，集后赋诗云：“仰望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酒后微酲又挥毫写下一纸“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以及一代书圣风流。
其实，从我们居于大山怀抱中的三迤人的眼中看来，这次兰亭雅集的地点兰亭，其实也就是会稽风物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亭子，此地绝对称不上“崇山峻岭”或有“茂林修竹”，只是文化的放大镜将其放大和提高了。当年“知天命”的王羲之从诗到书到文，一纸《兰亭集序》，方寸天地，却宛然点染了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其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风骨清举，“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世说新语》），这是实实在在的。故《兰亭集序》中他独抒异旨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是王羲之的思考。在本质上只是平常的“修禊事”中，一班门阀士子当然也吟咏着风雅之句，但半醒半醉之间的“书圣”与他们不同，他早已“超然物外，得其圜中”。是真名士自风流，出生于琅琊王氏富族的王羲之已直觉地感悟到一个门阀时代的消融瓦解之声，“旧时王谢堂前燕”，已须“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荒谬的时代之一，分裂，战争、充满忧患和悲苦，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士子们的饮酒服药、扪虱清谈、挥麈自牧和纵情山水是不得已而选择的生命方式，表面上是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内心深处却是深深的无奈和无声的抗议。身处这样的时代，言行上升华为“魏晋风度”与“世说新语”也许就是一种必然。
一场惊艳千年的“兰亭雅集”修禊事仅仅过去两年，52岁的王羲之便“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去官归隐到剡溪之畔的金庭村，在这里过起了“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的生活，他采药于“云深不知处”，泛舟于剡溪沧海之中，更重要的是启蒙童，建画堂，开一代书风，传家风家教……完成了别一种“修禊事”。归隐金庭时，王羲之椿萱见背，膝下有七子一女，但他重视并树立起来的良好家风传承，让今天的金庭王氏家族已然传承了59代，子孙逾万，金庭村中因画堂书房骈列，已讹为“华堂村”，村中三分之二的村民系书圣子孙，民风淳朴，“衣冠简朴古风存”，王氏祠堂中的“上治下治，敬宗睦族。执事有恪，厥功为懋。敦厚退让，积善余庆”就是子孙们恪守自律的王氏家训。
晚年王羲之对人生之路的选择是智慧的，政坛上右军之上或许是迷途，而弃右军入嫏嬛反而成就了书圣之尊和氏族的昌衍，这是兰亭雅集后最令人赞叹的一个巨大感叹号，一种别样的“修禊事”！在剡溪畔的书圣墓前，当代书法家唐云先生撰有一联云：“一管擎天笔，千秋誓墓文”，我以为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这一点。
从兰亭到华堂一路看来，当我站在书圣墓前时，不禁在想：那长达一个世纪的门阀制度，是导致“五胡乱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门阀制度雪崩，天下大乱，不幸生活在那个乱世的颜之推大半生深受其害，他经历了梁、北齐、北周、隋四朝，目睹了侯景之乱、西魏攻陷江陵、隋灭陈等重大历史事件，三次沦为亡国之奴，多次虎口余生……当晚年终于安定于隋的他痛定思痛，其抉择一事与晚年王羲之的选择可谓殊途同归：启蒙童，建画堂，开一代书风，传家风家教……是否也完成了颜氏家族一次别样的“修禊事”呢？晚年颜之推毅然写下并推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家族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开家训著作之风气，从此，家风家教成为了每一个家族必须遵循的“孝道”之一。唐代，颜氏家风熏沐出的著名子孙之一颜真卿，耿直刚毅，也几乎像命定了一样，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可以与书圣王羲之齐名的另外一位“书圣”，他用生命和血泪写下《祭侄帖》，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