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上述美德主要以“经史”为载体来传承，特别是以“十三经”为圭臬，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毋庸置疑，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亦蒙其润泽。

正因为如此，道德教化始终是中国文学的功能之一，其中以诗文尤甚。明清小说亦然，足以令“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冯梦龙《古喻世明言叙》）。19至20世纪初，应官方宣讲命令和社会“救劫”而生，因宣讲圣谕、神谕及日常伦理道德需要而出现一种新的小说文体，史称宣讲小说。这类小说文献资料丰富，其劝善性和伦理内涵突出，在小说史中别具一格，然而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作为首部阐发其伦理价值的著述，杨宗红新作《宣讲有道：晚清宣讲小说的伦理叙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文学阐释助推文化“两创”，堪称守正创新的学术力作。

学术创新贵在文献、话语、观点等层面的突破。围绕着晚清宣讲小说，该书的主要工作为：搜集揭示相关文献，界定其概念范围，阐发其伦理价值，提升其学术地位。尽管宣讲小说在晚清民国十分盛行，但是前贤讨论重点仅限于《跻春台》等少数几种，大量作品既未整理出版，也未被发现、介绍甚至研究。该书撰者慧眼如炬，不仅高度重视这批文献，而且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过购买、竞拍、复印、抄录等途径，搜集到的宣讲小说多达200余种，涉及故事3000多个，实为难得。在此基础上，撰者浓墨重彩去辨析何谓宣讲小说，“绪言”部分洋洋洒洒数万字，即志在于此。研究得出：宣讲是当时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活动，劫难是宣讲小说的社会心理语境，阐释和宣扬“圣谕六训”“圣谕十六条”是宣讲小说的主旨；与同时代前后其他说唱小说的娱乐性相比，宣讲小说具有显著的劝善性，呈现出强烈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内蕴；“以案为证”是宣讲小说的文体特征，通过继承、发展以及完善前代宣讲文本和善书，小说的文体性逐渐凸显，“小说教化”功能得到极大彰显。该书还对宣讲小说与宝卷的关系、扶鸾宣讲小说、宣讲小说中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晚清时段等进行阐明。在宣讲小说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情况下，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是很有必要。撰者通过破立结合，一方面在概念上予以澄清，另一方面在理论上试图构建，最终实现了学术话语的创新。

该书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伦理叙事分析，系统阐发晚清宣讲小说的叙事伦理，揭示其伦理价值，堪称胜义纷纭。其学术逻辑正如“绪言”所云，“从家庭到乡族到社会，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再到人与自然”，四位一体。详言之，家庭伦理论述夫妇之道、父子之道、兄弟之道、主仆关系，乡族伦理论述笃宗族与和乡党、守戒、礼让、助济等仁义道德，职分伦理论述务本业与安生理、慎教自修、勤耘节俭、技精心细、求利以诚、忠君爱民等人格修养，生态伦理论述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惜省节用等基本内涵。撰者还指出，晚清宣讲小说存在着伦理悖论，故事借助其形成的叙事张力，反而愈加显示出道德的崇高性。借助上述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与人伦光辉得以尽情地展示。众所周知，先有儒家的孔孟之道，再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的价值观念。剔除封建正统、宗教迷信等不良元素，晚清宣讲小说的伦理思想值得肯定，不容抹杀。

该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阐发揭示伦理价值之际，归纳总结晚清宣讲小说的形式特征。撰者从作品出发，结合“以案为证”的文体特质，重点论证晚清宣讲小说“说—听”模式、程式化构架以及“重复”叙事。这是从文学技巧层面，进一步深化讨论这种小说的文类品格。详言之，晚清宣讲小说的“说—听”模式，集中表现为适合宣讲场所实际的，以散体为形式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以韵体为形式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以及叙事干预、叙事伦理、故事的地方化与神异化等；其程式化构架主要表现为宣讲仪式、结构以及语言的程式化；其“重复”叙事主要表现为言语、情节和主题的重复。所谓“文因质立，质资文宣”（王夫之《古诗评选》），宣讲小说的形式技巧与伦理叙事有机结合，并且全盘服务于叙事伦理。

从对叙事伦理进行分类解析，到对形式技巧展开综合阐述，该书力图求实通会，使这类小说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得以强化，其学术地位藉此得到显著的提升，对于丰富拓展中国古代小说史与伦理研究大有裨益。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晚期，宣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善举，它使人改过向善，刻印与传播宣讲小说亦被人赞为“功德无量”；那么在“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承创新”成为新时代高校主要职能的背景下，杨宗红教授该著不仅有利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藉此推动“三大体系”建设，而且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我们理解领悟“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根脉。

必须指出的是，晚清宣讲小说之所以容易湮灭无闻，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后期历史风云变幻之际，无论是旧小说还是新兴的小说形态，文学家大都注重对世情人性的体察与批判，对政治时局的关切与思索，对异域方物的猎奇与推介，而不喜封建陈腐的伦理说教，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足以为证。这类小说之所以未能引起广泛注意，还在于民间的宣讲文献不易得到，宣讲内容与多种俗文学重出，宣讲文本重“伦理道德”而非“叙事”。毋宁说，相比于同时代更加流行的小说，晚清宣讲小说的文学特质并不突出，其艺术价值较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讲，本书亦重在研究叙事伦理而非伦理叙事，旨在阐发小说的伦理价值及其实现方式，至于反思何谓小说，思考文学与伦理的本质关联和天然界限，探索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交互关系，从艺术视角全面阐释晚清宣讲小说的成就等，尚需进一步探讨。

晚清宣讲小说因其劝善性和伦理价值，正是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向善”基因与“和平”特性，在众多小说中熠熠生辉。故而从现实意义看，杨宗红教授该著不失为推动文化“两创”的学术范例，为思考和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