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朝

当代文化理论众说纷纭，各领风骚，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亦丰富多彩，派别林立。诸如文化社会学、文化符号学、文化图像学、文化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贾蔓的《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则以文化兼容的眼光，聚焦“仪式”和“图案”的关键词，围绕云南彝族、藏族、纳西族的舞蹈、节日、民居、服饰、壁画等文化形态，讨论云南多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实融合，回应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趋势，为中华民族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与凝聚力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实践案例。针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现实性，贾蔓将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群体与个人，自然与生活纳入共在性意义逻辑进行深度描述，超越二元对立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视角，既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形式和意义的多样性，又删繁就简，举重若轻，收获要言不烦、切中肯綮之论断。

云南作为多民族地区，富有能歌善舞传统。作者选取“舞蹈”作为民族文化解释的开篇，讨论广泛存在于多民族节庆、祭祀、庙会、婚恋、丧葬、建房、娱乐等日常生活生产之踏歌，描述其历史变迁，阐释其文化蕴含，特别是它所发挥的宣泄感情、传授知识、祛除鬼魂，崇尚勇武功能，以及所隐藏的家族观念、等级意识、尚武意识和灵魂观念。与此同时，当代社会还借助于家庭、社会、校园等手段，采取原真性、完整性、发展性传播策略，彰显踏歌丰富的文化蕴含及仪式功能。花鼓舞是彝族用于丧葬仪式之舞，也用于贺新房、欢度节庆。其特点在于“花”，在于手脚和身姿之花式，用在丧事，也作喜事，有着积极乐观的情感取向。不同节日的花鼓舞，有着不同的文化意味，火把节的花鼓舞重在祖先崇拜，赶新街花鼓舞意在求神祈福；花鼓闹街则表达对祖先的崇拜和过往的回忆；祭龙节上的花鼓舞，为了祭祀龙神，表达对自然山神的崇拜，对自然伟力的颂扬。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的花鼓舞形式，却都具有相近的祭祀、祈福、怀念和盼望之意蕴。与此同时，花鼓舞也面临现代书籍、电视、网络、论坛、报纸，摇滚乐、打击乐、乡村音乐、民谣带来的各种冲击，但在各地政府、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经过专业队伍的传承与发扬，它坚守着文化自信，传承历史重任，仍需要探索如何实现历史之魂和花鼓舞之形的融合之路。该著作还描述了丽江纳西族的勒巴舞，它采取鼓舞、唱诵相结合的形式，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具有朴拙粗犷的审美风格。

舞蹈作为一种行为艺术，也是一种意义符号。贾蔓集中阐释作为“仪式”的舞蹈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众所周知，在书面语言尚未形成之时，人与人之间精神情感的交流，主要通过指向某种意义的动作形式去实现。彼时，人类能够实现最大化控制的表现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通过特定的动作形式来传达相应的情感和意义，身体便成为承载生活经验与思想情感的重要媒介，成为表情达意的象征符号。舞蹈的仪式化使其从日常生活中独立出来，成为拥有精神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对于舞蹈艺术来说，身体的激情固然重要，但在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之中，舞蹈艺术则指向民族历史的文化记忆，也使其具有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作为文化仪式的民族舞蹈，不但维持着文化信仰，整合社会秩序，而且还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再生。在我阅读作品细致介绍民族舞蹈仪式的过程时，始有繁琐之感，当读到作者分析仪式的满足、舒缓、化解、转移功能时，即觉豁然开朗，得一片澄明之景象。

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主要通过行动、姿势、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活动和对象、场景等实物设置，构拟出有意义的情境，获取心灵慰藉和精神满足。一个仪式，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在现实生活中，它面临形式传承的机会，也有创新的可能。作者专门就昆明沙朗白族村寨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展开了具体调查，说明作为传统文化的仪式，在现代社会变迁之中，如何保存着人们的价值信念，又加以创造性发展，既发挥传统节日的凝聚功能，又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作为行为和符号的文化仪式，需要不断被“解码”和阐释，其意义方可得以充分彰显。并且，它不仅拥有观念的和心理的内在逻辑，还拥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文化仪式的价值主要在于对传统价值的坚守和维护，确保其严肃性，但是，如果仅仅受制于传统规则，也会干扰它的传承和影响，所以，现代社会的仪式表演已演变为戏剧化的模拟，其意图不在传递历史的真相，而在社会市场的效果，在于情感的“宣泄”和“感动”，而不是知识的“记忆”和“告知”。

该书第二个关键词是“图案”。作者主要讨论了昆明阿拉街道彝族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迪庆藏族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八瑞相”壁画，滇西北藏区民居的门饰文化，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民居的建筑文化等内容。它们有着不同的图案形式，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也蕴含着相近的文化内涵，即和谐共生、吉祥如意、幸福美满之寓意。“民族文化”是贯穿此书的主线，作者将文化作为从历史传承下来，存在于仪式和图案之中的一套意义模式，体现着各民族人民在交流、交往和交融过程中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态度。因此，在解释和研究多民族文化时，应以“理解”和“尊重”为前提，尊重其历史，理解其意蕴，描述其处境，探索其策略，发掘其共在性意义结构。所以，作者并没有直接而简单描述云南多民族文化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意义，而是勾连历史与现实，穿透形式与结构，分析观念与体制之内在联系，阐释多民族文化行为和图案背后的共在性意义，力图揭示云南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之路的内在肌理。

众所周知，文化造就人，文化生成意义，并渗透在社会结构之中。人们自知或不知地被文化所引导和控制，每个民族或个体都有其文化表征，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所承传和习得的文化也各有差异，经过历史积淀的文化对民族和个人的塑造也具有多向性和多元性，铸就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并成为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的基本法则。让人称赞之处在于，贾蔓教授在肯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更强调多民族文化的共在性与一致性。在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极富时代性的“地方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