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扬
大地即将从光亮没入黑暗，微冷的光斜照着，花草树木渐失朝气和暖意。暮霭迫近，天幕徐临，恍惚之间我仿佛置身于“植物大本营”，变成了一棵会走的植物。森林的影子簇拥着我，和蔼的蔡希陶先生从“树海行”的雕塑里走出来，领着我在勐仑植物园和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漫游，让我进入了植物世界、雨林社会……
雨林的自然法则
蔡老给我讲了榕树和榕小蜂的美妙故事。
榕小蜂是榕树的唯一传粉者。榕树必须依靠榕小蜂授粉才能获得繁殖，使其物种得以延续。科学家们研究证明，榕树和榕小蜂在3400万年前的繁殖方式和今天一样，这被生物学称为“物种不变的性质”，成为自然界的神话。其实榕树都有花，打开它的果实就可以看到花了。榕树把花隐藏起来，专门吸引榕小蜂为它传粉，这是它们俩共同的繁殖策略，科学上称之为“共同进化”，两者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完美的传粉互惠体系。一种榕树里面会有多种传粉的榕小蜂，而多种榕小蜂共居，就会出现偷懒者。榕树为了维持互惠关系，从三个层面对偷懒的榕小蜂进行惩罚：一是果提前脱落，脱落率高；二是即使这一部分小蜂能够产卵，但后代死亡率增高；三是活下来的榕小蜂后代个体会变小。惩罚偷懒者，让其付出代价，这是榕树和榕小蜂互惠共存关系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榕树与榕小蜂之间的神奇故事，处处彰显出雨林的智慧，以及物种相互关系的复杂多样，促使我们积极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蔡老饶有兴致、意味深长的讲述使我沉浸在榕树与榕小蜂的故事里，久久回味。
科学家研究表明，像动物一样，植物也有复杂的社会行为能力：它们会对“亲戚”和“朋友”奉行利他主义，特别讲义气，而对陌生人却斤斤计较，极力竞争获取养分。植物能够感知邻居的存在，并能够识别它们的邻居是“亲属”还是“陌生人”，从而做出不同的反应。植物会配合它们的亲属一起生长发育，尤其是对同科的“兄弟姐妹”特别友善，互让养分。与那些同“陌生人”栽种在一起的植物相比，与同族生活在一起的植物根系要小得多。这意味着它们会通过生长较小的根系来作出利他的响应，而当周围是其他种类的植物时，它们会积极争取有限的养分。利他主义和生物多样性对植物生长都有益处。
听了蔡老深入浅出的讲授，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原来雨林社会存在“四项法则”：向阳竞争的法则，热带雨林里只有2%的阳光能照射到地表，只有主动参与竞争，才能找到适合的位置；互利共生的法则，如生物为有花植物的授粉，植物回报花蜜；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和生命循环法则，热带雨林的生态本质是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新陈代谢，生死循环。这是植物构建和谐雨林社会的思想、方法和路径。
敬畏和呵护雨林
蔡老说，自然是伟大的，雨林值得敬畏，许多植物高贵高尚，人离不开植物。雨林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树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诗”，纪伯伦的诗充分诠释了望天树的一生。望天树是“热带雨林的身份证”。望天树的枝、叶、茎、根、种子，都有着极高的经济与科研价值，浑身都是宝，被誉为“热带雨林中的皇冠”。望天树高可达50—80米，树体高大、树干圆满通直，有如擎天巨柱般直指云霄。树冠好像一把巨大的绿伞，树干恰似巨伞的把柄，因此西双版纳的傣族把它称为“埋干仲”（伞把树）。望天树平均每2万粒种子中只有1粒能萌芽长成树苗，成活率极低。全中国望天树的数量不到300棵，只分布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平方公里范围内，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需要我们倍加敬畏和呵护。
蜜蜂是人类的好朋友，蜂蜜被视为给人类的“天堂的礼物”。蜜蜂最重要的是生态价值，在“花—蜜蜂—人”的生物链中，蜜蜂起着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重大作用，是大自然最专业的授粉军团。世界上有近80%的农作物和90%的植物都是靠着蜜蜂来传播花粉的。如果没有蜜蜂授粉，植物就无法开花结果繁衍下去，以植物为食的动物就会大量死亡。因此，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只能活4年。”
蔡老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对环境影响的加剧，地球上正面临着主要由人类引起的生物集体灭绝的浩劫。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了近千倍，全世界濒危的动植物已达1万多种。
我们两人来到贝叶棕前，仔细打量着这种一生只开一次花的植物。植物园在1959年建园之初培育种植贝叶棕，经过60年的生长，培育的贝叶棕长成了30多米高的大树，于2020年开始开花，一个花序上约有2400万朵小花，花谢后不久贝叶棕也死去了。一生60年，只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一开花便万花齐放，演绎生命最后的精彩，贝叶棕深刻揭示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的极致的生命之美。
蔡老领着我在雨林里漫游，我们就像两棵行走的植物，可能是花，可能是木，可能是草，也可能是雨林里面的清风白云。
魂安雨林
蔡老对植物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渊博，使我也融入了整个雨林社会。我急切地向他求证一些早有耳闻的逸闻轶事，他告诉了我——
我问蔡老：您原来是个大有前途的文学青年，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点赞。那您是怎么样放弃文学而去研究植物学的，并将植物学作为一生的信仰和追求？
蔡老回答说：我早年写过短篇小说《蒲公英》，是写植物界的斗争的。当时我才20来岁，喜欢文字，用明丽的文字梦想着激情的文学生涯。我投身陈望道先生的门下，后来在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文学》上发表文章。鲁迅先生看过我的一篇小说，认为写得很有气派。我后来转入植物研究，并终生进行植物研究，一是因为穷，写文章无法谋生，得找一个生计，就到当时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当起了练习员。那成为我植物研究的起点。二是我的老师胡先骕先生的激励和引路。胡老师说他读了美国人威尔逊写的书《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的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威尔逊20世纪初在我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了11个年头，他承认中国植物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花卉是世界上最富丽的。他特别赞赏中国杜鹃花品种之多，居然达到160多种。他采集了80多个品种，其中60多种被他引往美英等国加以驯化。威尔逊没有到过云南，并不知道在我国云南杜鹃花还有更多品种。后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人又大摇大摆地来，拿走了我们许多植物，怎不叫我们痛心？所以我们创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用以抵制他们的不当行为并发展我国植物学。当年胡先生告诉我：世界植物品种就数中国最丰富了，而中国植物又数云南省最丰富。云南虽然也有一些植物标本，可空白点太多，譬如西双版纳植物就是个空白点。越是空白点，越需要人进去……我蔡希陶当时就想：我们得有志气！为中国植物学尽心尽力，尽管经费少、人手少，经验不足，可我们要把中国植物学的事业担当起来啊！我这一担，就担了一生。
我和蔡老来到赵朴初先生手植的菩提树下，吟诵起他的一首诗：“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雨林里下起了小雨，轻轻柔柔地飘散，温润着一棵棵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