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

一

《爱》是巴西犹太裔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Lispector，1920-1977）的短篇小说《家庭纽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闵雪飞译）中的第一篇。《家庭纽带》1960年出版，葡萄牙语（巴西）书名为“La?osdefamiliares”，La?os，领带，英译为somethingthatjoins，表示“连接的东西”；familiares，家庭；La?osdefamiliares直译为“家庭关系”，译者定名《家庭纽带》是很贴切的，“家庭”不是1+1简单的拼装组合，局限于你和我、男与女之间的关系，“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它一定程度折射出更大的群体关系。

家庭关系是一种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家庭包含爱，但不止于爱，它是爱情、道德、伦理、义务、责任等相统一而组成的伦理之爱。由此可见，“纽带”是译者在对文本充分消化、深入解读基础上的最佳表达。如果把家庭比作一个四肢健全的人的话，“他”的“领带”或让其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环环相扣的“纽带”应该是什么呢？

首篇《爱》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爱》是《家庭纽带》贯穿整本书的一个关键，它若隐若现地串起了13个小故事，多维度地展现李斯佩克朵对家庭、爱情等传统主题写作的大胆尝试，甚至是讨论，通过对受困于“爱的囹圄”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的揭示，凸显出“漂浮于人世间的存在之真实”。

《效法玫瑰》中，“完美的熨衣工”“从不出错、闭着眼睛、只是服从”的家庭主妇劳拉，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焦虑、怀疑中日复一日等着丈夫阿曼多“下班”回家。劳拉的爱无疑是卑微的，纵然平日里丈夫晃荡着脑袋，根本没有在听她说话，劳拉在女友卡洛塔那里收获的也只是“忽视与隐隐的鄙视”，就连女佣也嫌她烦、不尊重她，她还是又一次“好”了起来。她牢记医生的叮嘱，在两餐之间喝牛奶就不会焦虑，“不要主动做什么，让人看出她似乎什么都知道了”等等。“大门有了响动”，丈夫阿曼多回来了——在她把自己喜欢的玫瑰派女佣送去给卡洛塔当礼物之后不久，这样的“忍痛割爱”对于当事人都是心知肚明的，然而阿曼多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沐浴在客厅的光线中，玫瑰奉献出全部而宁静的美”，这就是劳拉。她隐忍、谦卑的喜悦中是被扭曲的爱，也是丈夫阿曼多冷漠的不爱和节外生枝的爱。

《生日快乐》《世界上最小的女人》《水牛》等篇目都从不同侧面写出立体的、不被言说的“爱”。它有别于传统意义的或明媚温暖或欺骗背叛，而是一种消解了爱与不爱、幸福与不幸，处于中间地带的灰色的“爱”。这些爱是那么熟悉，习以为常地容忍了它的存在不以为意，而它却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枷锁，束缚了身心和灵魂，她们幽禁在困境之中却“说不出道不明”。有的是浑然不觉、有的是顿悟后又不知该走向哪里。

爱，Amor，葡萄牙语（巴西），意指①爱、爱情；②古罗马爱神的名字，阿莫尔。那么，有没有纯粹的爱、奉之为信仰的爱呢？世界千变万化，人心诡谲，谁的手里捏着“标准答案”？李斯佩克朵也只让读者看到了部分“参考答案”。正如她在《写作与生活》中所说“我写作不都是完成对某个东西的诠释，而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我并不想把所有东西都拿来写，有时候我只是为了尝试而想写一点东西”。

二

在13个故事中，《爱》这一篇因何令人爱不释手呢？

女性意识的觉醒、寻找、渴望、背叛、孤独等“喃喃细语”在另外12个故事中均有涉及，但唯独《爱》更完整地“表达”了家庭主妇的爱与不爱、幸与不幸、寻找与放弃，她不再是家庭的无意识附属品，她勤劳、善良、诚实，有自己笃定的事，具有独立的思考和精神人格，是李斯佩克朵笔下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李斯佩克朵的写作关注内在的表达、书写自我的真实，她试图用写作表达一种被遮蔽的、隐晦的、世人避而不谈的真实。她像掘井一样朝向“自身”，致力于内心世界的挖掘；是剔除年少轻狂、大悲大喜的嘶鸣与呐喊，用极富柔情、独特而隐秘的女性絮叨，写出主人公“在发生和不断逝去的存在中，以某种倾斜于世界的姿态，接受生命真实的严峻考量，召见对自我直觉性的领悟”。

“安娜登上了电车，她有一点疲惫，买的东西把新网兜撑得变了形。她把东西抱在胸前，电车开动了。然后，她靠在座椅上，想坐得舒服些，满意地舒了口气。”这是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爱》的第一段文字，短短69个字，像一组慢镜头，不经意地将你从喧嚣的世界迅速拉进她的文字里。

这一段落里，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着安娜来展开的，安娜是主语，她登上电车、买了东西、抱在胸前、靠在座椅上、舒了一口气。我们并不知道安娜从哪儿来，但是通过“冰山式”地解说，从“半透明”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天，是家庭主妇安娜庸常的、日复一日的一天，这样的安娜也是不断重复的、不愿意是我的我，总之无论她从任何地方来，此刻的目的地是要“回家”去。

“电车”，是代替了步行、人力车，跨越了几个工业革命成果的高速的、发达的交通工具，安娜满怀希冀地、郑重地“登”上了“电车”。毋庸置疑，她是被允许的，至少是买了票的，我们甚至可以再仁慈地一点假设她们曾经也是真心相爱、怦然心动擦出过火花的。然而这样的“电车”并没有带着安娜驶向幸福的目的地。她感到的居然是“疲惫”，这样的疲惫感是在她按部就班地操持家务的间隙骤然袭来的，或许此时尚未蔓延、还没有放大开来，是主观无意识，还没有被“点燃”，所以是“一点”疲惫。

疲惫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疲惫呢？好像很抽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李斯佩克朵用“撑得变了形”的网兜把这样的抽象的、虚无的“疲惫”具象化、实体化了，“买的东西把新网兜撑得变了形”，负载太多，纵然是“新”的一天，深呼吸后又“好”了起来、元气满满重新开始的一天，此刻，还是被“买的东西”撑变形了。

尽管如此，安娜还是很珍视这些“买的东西”，她把这些“或沉重的、或琐碎的、或杂乱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前（此时读者还不知道抱着的到底是什么），安娜拿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口里怕化了一般，像是抱住了所有的念想和希望，想要护送、陪伴“它们”平安去往目的地。

尽管如此，当电车紧急制动，她买的东西——鸡蛋，撑破了她的新网兜，抱在胸前的“鸡蛋”还是碎了一地。原来一直呵护的竟然是易碎品。

李斯佩克朵对鸡蛋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欢，《一只母鸡》（选自《家庭纽带》）《蛋与鸡》《爱的故事》（选自《隐秘的幸福》）三个短篇小说合称为“母鸡三部曲”，李斯佩克朵反复地玩味“鸡与蛋”，“鸡蛋是完美的、洁白的”；一只母鸡在蛋面前也会本能地显出她的母性，出于母爱她全然忘记了周遭的危险，拍着翅膀守护着、温暖着，牺牲着、奉献着；鸡与蛋的关系，复杂而隐秘。

鸡蛋里孕育了新生命、新希望，李斯佩克朵却无情地写鸡蛋“碎了”，“在报纸的包裹里，鸡蛋破碎了。金黄而黏稠的蛋黄在网格中滴落。”甚至于在《爱的故事》中，主人公“女孩”幡然醒悟，这一次，“爱更现实，不再罗曼蒂克，她以一种几近肉体的快乐去吃母鸡”，连蛋的影子都不见了，被早早地扼杀在“母体”摇篮里，更无情的是，当她由于“吃了它的肉、喝了它的血”，将母鸡的身体与她的身体融为一体后，这个女孩，这个本是“为爱而生”的生灵，最终成为了别人的“蛋”——“直到成为女人并有了男人”，“直到”似乎她一直没有停止杀戮、吃肉喝血，直到成为别人的“盘中餐”方才停止一般。

电车开动了，疲惫的安娜“靠”在椅子上（注意这里的她胸前还抱着鸡蛋），因为有了背部坚实的“依靠”尽管胸前抱着的东西异常沉重，她还是“满意地”舒了口气，感觉“舒服”。“安娜从心底需要感触到事物坚实的根基。家庭暧暧昧昧地满足了她。”没有尖锐的、极端的爱恨，像温水一样“暧暧昧昧”中一点一点消磨殆尽。

三

“这是她想要的，也是她选择的”，当家庭主妇安娜舒服地乘坐电车走在幸福的快车道上的时候，无意间被嚼着口香糖的盲人“击中”，女主人公安娜被日常琐碎生活压制、磨灭的女性自我意识瞬间被激活了、觉醒了、点燃了。原来，一直都是自己编织的“网兜”，作茧自缚般把自己弄丢了。

幸福的快车道是什么样子的呢？

具体表现为“子女都很好……他们长大、洗澡、需要自己……厨房还算宽敞……公寓里很热，他们慢慢地还着房贷”，一副表面上看起来是父慈子孝、温情安宁的和谐家庭。但是，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宽敞的厨房里用着旧的家具，公寓里热却没有用空调，房子还是按揭，每个月得“慢慢地”还着贷款。安娜的生活并不富裕，她的这些“矫情”并不是贵妇人“饱暖思淫欲”的突发奇想、或寂寞的欲望。这样底层的、市井的生活里，女人柔弱的身体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们请不起佣人，安娜就是“家庭”的佣人，同时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男人在家庭中的“缺失”，难道仅仅是他无法抵制外面的诱惑？又或者是为了事业、养家不得不“起早贪黑”顾不了家？是个人的、单个的现象，还是社会的、集体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爱情的些许欢喜荡然无存，只剩下“疲惫”的现实？是战争、贫困，还是无止境的劳役，剥夺了“家庭”应有的相依相伴的“天伦之乐”？

文中有9次写到了“网兜”。第一次是“买的东西把新网兜撑得变了形”，再大的网其实也是有限的，她想要装进很多，网兜早晚都会被撑得变了形。孩子在生长、饭桌在生长，她的无所不能终将衰竭、无力，而那些她种下的、用小而有力的手哺育的树会嘲笑她，她像一个盲人深陷黑暗中嚼着自以为是的甜蜜。此时的她在疲惫中是愿意的、乐意的、欢喜的，很珍视地把网兜抱在胸前。第二次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急刹车，“沉重的网兜从怀里滑落，在地上迸裂开”，一直被捂得严严实实的网兜里“藏”着什么？安娜发现眼前的“盲人”就是她自己，生活玩笑似地给了安娜那么一面镜子，盲人，看不见真相，眼睛是瞎的，嘴里却还是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一丝丝的甜蜜足以“蛊惑”追求真实的内心，催眠所有为自由而作的假设，它甚至于撮起来也吹不出多大的泡泡。夹杂一点点虚无的“甜蜜”的口香糖，多像安娜的生活啊。

第三次是“报童笑着把网兜递给她”，困住她自由身心的网兜在一个偶然的时刻掉了，从她手里滑落的，或者是她故意丢出去的，但是生活无情地给她又还回来了，似乎她永远也逃不开，网兜的锁链宿命般捆绑着她。第四次是“指尖的网兜粗糙极了，完全不似编织它时那般友好”。第五次是“握着被鸡蛋弄脏的网兜”，第六次是“她把网兜放在地上，在一条小路的长椅上，呆坐了很久”，第七次是“她抓起网兜，沿着黑暗的小路，走到主路上”。第八次是“她抱着网兜，跑到电梯口”。第九次是“手指依然缠在网兜上”。每一次对网兜的描摹，都伴随着安娜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变化。

发现“存在的真实”，瞬间觉醒顿悟后，安娜“穿越了爱与不爱的地狱”出乎意料地选择“回归”。不是出走的娜拉，不是出轨的安娜·卡列尼娜，而是悄悄吹灭了火苗，平静回归的安娜。这其中，既有对儿女（易碎的蛋）的爱怜，又有对丈夫“缺失”背后深层次原因的理解，以及对家庭的忠诚信守。看清真相后还要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女性才具有的韧性，以及更包容的、沉甸甸的爱。既见君子兮云胡不喜？李斯佩克朵是这样冷静克制地经由安娜不知、知、装作不知来表达爱的存在、爱的虚无、爱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