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八十二岁。她只有一米四左右的个头，瘦小得像一株经冬的艾草。岁月把皱纹刻进她的脸庞，像一张被反复摩挲的旧纸，温软而斑驳。她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地拢在脑后，正如她对自己的评价：“平平常常。”你若在街上遇见她，大抵不会多望一眼——她就像老家村口那棵老槐树，在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中间，寻常得不能再寻常。
可这“平常”底下，藏着她惊涛骇浪的一生。
母亲骨子里有一种“拗”，仿佛刻进年轮里的执念。或许正是这份倔强，让她瘦小的身躯迸发出扛起一个家的蛮力。
她从小身体孱弱，备受父母宠爱，却渴望走出农村。十五岁进工厂，后来又随时代洪流奔赴荒凉的硫磺矿。生活艰苦、体质差这些都难不倒她。在生下第三个孩子时，她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医生断言她活不过四十岁。然而，这判决在她倔强的生命力面前，竟黯然退场。七十岁复查时，连医生都惊叹于奇迹的发生。
在矿山，她的工作是敲矿石。那活儿不分男女，每人每天定额五吨。当时领导担心女同志吃不消，她一声不吭，第二天天不亮就下了采面。铁锤起落，虎口震裂了就用布条缠紧；胳膊肿得抬不起来，就趁夜里用热水一遍遍敷。三个月下来，她敲的矿石比许多男工还多、还匀，再没人说闲话。于她而言，这不算荣誉，只是印证了那个根深蒂固的念头：“别人能行的，我就能行。”
这份固执也贯穿于家事。父亲早年提议看电影、逛公园，只要她头一句说“不去”，便再没转圜余地。这几年她听力衰退，我们商量着配助听器，她却把脖子一梗：“我耳朵灵着呢，是你们说话有气无力。”
只上过小学的母亲，对世间万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从邻家长短到孙儿教育，她都有一套不容辩驳的道理。你说东，她必说西，仿佛人生词典里从未有“错”字。她坚信，只有自己认定的路，才是唯一坦途。
她用爱作线，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她珍视的一切牢牢罩住。却不知，网里的人，也需要喘息。
父亲的溘然长逝，在她铜墙铁壁的世界里凿开了一道裂缝。那个沉默温顺、活成她注脚的男人，先一步离开了。她失去了最熟悉的掌控对象，便把所有的注意与爱，铺天盖地倾注于我。已近花甲之年的我，真切体会到了“窒息”的重量——每日三餐、穿衣起居，皆需依她的法子；银行卡余额，也要汇报。那沉甸甸的、无处可逃的关切，让我疲惫，也让我无望地明白：有些东西，改变不了。
偶尔，在全家团聚、四代同堂的喧嚷里，她坐在上首，目光缓缓掠过满屋儿孙——从军的儿子挺拔，办实业的女儿利落，重孙绕膝，笑语盈堂。她静静看着，眼里掠过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茫然。
这时，我总会想起她身高不过一米四的瘦小身影，如何倔强地立在命运的风口。她以近乎蛮横的爱，为我们劈开一条安稳的路，却不知不觉，把最亲近的人，永远留在了山的另一侧。她仿佛赢得了所有战役，却在最后这片寂静的胜利里，露出一抹迟暮的、无人能懂的怅然。
我的母亲，便是这样。她不是完人，甚至算不上寻常意义上“温顺”的母亲。她像一块棱角分明的矿石，有时会划疼至亲，却也是自家屋檐下那根最吃重的梁，从未被风雨折断。
如今的我，早已不再试图说服或改变她。只在她望着窗外发呆时，静静地坐到她身旁，为她手边的杯子续上温水。水面微晃，映着天光云影，也映出她八十二岁的容颜——沟壑纵横，执拗如铁，却在某些光线下，泛起岁月沉淀下来的、柔软的微光。
她从未向生活低头。
哪怕孤独，也是挺直了脊梁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