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作家陈景晟的小小说《帽子》，是一篇满含故土气息、浸润着深厚情谊的佳作。小说以八十八岁的父亲在与“我”的同学理正下棋时猝然离世为切入点，细腻铺陈理正与“我”以及“我”父母几十年来的情感交织与悲欢离合，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真切感受那份超越血缘的真挚情义。
遗憾是这篇小小说的情感底色。父亲与理正对弈时突然离世，作品并未交代具体死因，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理正为父亲的丧事忙前忙后，远在夏威夷的“我”却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理正为父亲取老花镜，从窗台坠落身亡，用生命为这份守护画上了句号，这些细节都展现了理正与父亲非比寻常的情谊；而“我”珍藏多年的粉色毛线帽，终究没能送到理正墓前。这些遗憾像层层落雪，覆盖在故事里，让读者深刻体会到现实的沉重——我们总在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身边那些默默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的人。
但理正的存在，为这份遗憾注入了温暖的底色。学生时代，每次晚自习结束，他都会送“我”到楼下；毕业时，他送了“我”一顶粉色毛线帽，笑着说：“你戴在头上就不会忘了我。”而在“我”远走他乡后，他更是主动扛起了照料“我”父母的责任，柴米油盐、日常起居，大小事都一手张罗。父亲去世后，他守在灵棚里，抢过父亲的狗皮帽子说：“就当我给老爷子戴孝帽子了。”
理正的情义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行动。他从未要求过回报，甚至在“我”问起他的生活时，也只是淡淡一句“不说了，老爷子听到了闹心”，把所有委屈与孤独都藏在心底。他不是“我”的亲人，却比亲人更懂陪伴的意义；他不是父亲的儿子，却用半生时光，填补了“我”缺席的孝心。
母亲在《帽子》中的戏份不多，却起到了推动情节、承载情感的关键作用。母亲把“我”出国后理正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盘托出，言语间满是感恩。见理正戴的帽子太薄，母亲便催“我”去家里取一顶暖和的给他。“我”匆忙中拿了父亲戴过的狗皮帽子，母亲见状连忙阻止：“这是你爸的帽子，哪能让理正戴他的帽子！”朴实的话语里，全是对理正的呵护。后来，母亲提出要让父亲戴上老花镜上路，体现了父母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而沉浸在丧夫之痛中的母亲找不到家里的钥匙，也为理正冒险爬墙取眼镜、最终从窗台坠落埋下了伏笔。
在《帽子》里，理正与“我”除了是同学关系，更是彼此情感共鸣的伙伴与成长的见证者。“我”问理正，老爸生前是不是对我不放心？理正回答“我”：“可不是，他说你离婚了，连个孩子也没有，一个人住在国外，将来可咋整？”这段看似家常的对话里藏着不少信息：“我”与理正都是单身，并且彼此都在默默关注着对方。这不禁让人联想，如果理正没有意外坠亡，故事或许会有另一种结局。作者巧妙设置这样的悲剧性情节，可谓独具匠心：一方面，用这种沉重的结局凸显理正与父亲“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也为结尾的动人场景埋下了伏笔，让作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父亲去世前，正举着“炮”准备攻打理正的“帅”，这场未完成的棋局，成了两人情谊最鲜活的印记。“我”用黑色大理石在两座墓碑之间砌了一个象棋盘，摆上一副象棋，这是对这份情义最真诚的致敬。对父亲来说，这盘棋是他晚年孤独生活里最温暖的慰藉，是对理正“半个儿子”般陪伴的无声认可；对理正来说，这盘棋是他“不求回报”守护的回响，让他与父亲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对弈”；对“我”来说，这盘棋是愧疚与感恩的补偿——弥补了“我”缺席的陪伴，回应了理正的付出。
《帽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只有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却能让读者久久不能平静。真正的情义，从来不需要血缘的绑定，它可以是一顶粉色毛线帽的约定，一盘未下完的象棋，一座连接生死的墓碑；可以像理正那样，用一生的沉默与行动守护他人，成为寒风中最温暖的光。这份超越血缘的情义，比冬日的落雪更厚重，比夏威夷的阳光更炽热，散发着令人回味无穷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