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东北最冷的三九天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去世前，父亲正在和理正下象棋，当父亲举起一枚“炮”准备打向对方的“帅”时，胳膊却突然僵住了。
理正是我的同学，后来我远离家乡，他便一直陪着父亲下象棋。
那时，我住在矿区老旧的六层家属楼里，每次晚自习结束，理正都会站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一声不响地将我送到我家楼下。毕业时，我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大学，落榜的理正送我一顶帽子留作纪念。
这是一顶粉红色的毛线帽，上面有一个绒球，戴上去显得很活泼。我问他为什么送我一顶帽子，他说：“你戴在头上就不会忘了我。”
我从夏威夷飞回家乡的时候，理正在楼下的灵棚里给父亲守灵。他还是老样子，粗粗壮壮，小鼻子小眼，裹一件黑色的大棉袄。见到我，满脸褶子的他短促地微笑了一下说：“给老爷子磕个头吧，告诉老人家你回来了。”
我一边抓住妈妈的手，一边哽咽地看着灵棚里的父亲。父亲遗容安详，就像在沉睡中。母亲说，我出国后，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理正张罗，得好好感谢理正才是。
晚上，理正依旧为父亲守灵。寒风刺骨，刀子般的风将落雪削成薄片，一直送到灵棚。母亲见理正戴的帽子太薄，催我回家里取一顶暖和的帽子给理正戴。我找到了一顶东北最暖和的狗皮帽子，准备交给理正时，母亲阻止说：“这是你爸的帽子，哪能让理正戴你爸的帽子！”
理正一把抢过狗皮帽子戴在头上，憨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多讲究，老爷子待我像亲儿子一样，就当我给老爷子戴孝帽子了。”
那一晚，我跪在灵前，理正一直在旁边陪着。他没有问我在夏威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也没有向他道谢。
我问理正，老爸生前对我不放心吧？理正说：“可不是，他说你离婚了，连个孩子也没有，一个人住在国外，将来咋整？”我回复他，听说你也单身？理正淡淡地笑笑，不说了，老爷子听到了闹心。
第二天，父亲上路了。
很多人都在为父亲送行，在最后为父亲整理遗容时，母亲却突然坚持要给父亲戴上那副镜腿磨损的老花镜。她红着眼眶喃喃自语：“你爸这辈子离不了这副老花镜，不戴上它，到了那边，他连路牌都看不清，该走错路了。”
于是我向母亲索要家里的钥匙，母亲摸索着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明明钥匙就在衣兜里，关键时刻却怎么也摸不出来。
这时，理正说：“我去楼上看看。”
只见他噔噔地上楼，然后听见他使劲拽门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以为他已经破门而入的时候，却见他戴着狗皮帽子出现在走廊的窗台上，他踩着窗台，抠着墙体的红砖缝隙，慢慢地向我家的阳台靠拢，正当抓住阳台的一刹那，他的手一滑，便在大家的尖叫和呼啸的寒风中重重地坠了下去。殷红的血从狗皮帽子里渗出。
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悲剧。但不管怎样，父亲与理正的离开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悲痛，那顶绒球依旧蓬松的粉色毛线帽，成了我对他们最深的念想与最痛的牵挂。
父亲和理正的葬礼结束后，我给他们各买了一座公墓，两座墓之间用黑色的大理石砌了一个象棋盘，上面摆了一副象棋。遗憾的是，理正送我的那顶粉红色毛线帽一直珍藏在夏威夷，如果当时带回来了，我一定把它放到他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