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父亲的模样好像从未变过。他的头发永远是板正的寸头，用手摸上去会有轻微的痒感；一个“啤酒肚”总是鼓在他的衣服底下，走路时跟着步子轻轻地晃，像揣了个小皮球。
父亲偶尔会犯点儿小迷糊，透着股不怎么靠谱的劲儿，这使我很难将父亲和“军人”联系在一起。父亲也从不提当兵的事，他当兵时的点点滴滴，大多是我从祖父嘴里听来的。
祖父对我说：“你爸啊，当年在新疆的红其拉甫待了两年多呢，那时候苦得人都瘦成竹竿了……”
那时的我只“哦”一声，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红其拉甫？在地理课本的地图上，不过是红色圆圈内的一个小点。或许是因为那时的我与父亲不是很亲近，他的过去于我而言，像隔着层磨砂玻璃，我看不真切，也懒得细看。
直到某天深夜，我在手机上刷到一组戍边军人的照片。帖子里说，这是红其拉甫哨所。那个熟悉的地名突然跳出来，像根细针，轻轻地刺破了什么。我鬼使神差地点开搜索框，指尖在屏幕上输入“红其拉甫”。
网页加载出来的瞬间，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红其拉甫，平均海拔4700米，全年有8个月飘雪，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夏天的气温也常跌破零摄氏度。
我忽然想起了父亲。那个有时嘻嘻哈哈、说话不太着调的男人，那个挺着“啤酒肚”、经常叼着烟的男人，竟在这样的地方待了两年多。
祖父时不时就会提起父亲当兵时受的苦。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一言不发，要么低头吃饭，要么起身去阳台抽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从未听父亲说过那些苦——在风雪里巡逻的冷，在缺氧时喘不上气的闷，在想家时攥着家书的心酸。那些在红其拉甫的日子，都被他悄悄地藏好，压在心底，从不轻易示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家里的柜子深处找到了一本积灰的牛皮相册，相册边缘已经卷了毛边，我翻开时，纸页发出轻微的脆响。一股樟脑丸的独特气味从相册中漫了出来，仿佛有人在我的记忆深处点燃了一炉陈年的香，暖意混着微苦，慢悠悠地缠紧我的心。
翻到第三页，我的手忽然停住。照片里的背景是连绵的雪山，一层叠着一层往天边涌，天空好像和雪山连在了一起，干净得没有一丝云。两个穿军装的年轻男人并肩站着，帽檐上凝着一层白霜。左边那个男人瘦得惊人，厚实的冬季迷彩服裹在他身上，竟像套在竹竿上的空壳。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才后知后觉地认出来，那是父亲。
“看啥呢？”我的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他端着刚沏好的茶走过来，玻璃杯上凝着层水珠，顺着杯壁往下滑。见我盯着照片出神，他把茶杯往旁边挪了挪，然后用手指着照片，开口道：“这是我刚去哨所那年拍的。”他的手指移到照片右侧，点了点那个稍显年长的男人。“这是严班长，比我大5岁……”
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打在玻璃上，父亲忽然沉默了片刻，像是在回忆什么，掂量着该从何说起。
“那天轮到我俩值夜班。”他拿起玻璃杯，用指腹摩挲着发烫的杯壁，杯里的茶叶沉沉浮浮，“出发时天还亮着，雪也停了，就是风比往常烈，刮在脸上像刀割。严班长走在前面，军靴踩在雪地上‘咔嗒咔嗒’地响，他说这样声音大，能吓退狼崽子。”
“那天的月亮很亮，把雪地照得像铺了层碎银，登山杖戳下去，能看见冰碴子飞起来。”父亲说，变故是后半夜来的。
“先是风突然变了调，接着雪粒子就砸了下来，起初是细沙似的，后来竟变成拳头大的雪团，打在脸上生疼。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严班长拽着往一块岩石后面扑。”父亲的声音紧了些，带着点发颤的气音，“他把我按在身下，自己用后背对着风雪，我听见他闷哼了一声，还以为他被石头硌着了。”
“先是地面开始震颤，接着我们就看见白色的巨浪从山顶涌下来，带着毁天灭地的轰鸣。”父亲说，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记得严班长死死地攥着他的手腕，喊了句“抓牢了”，然后两人就被卷进了无边的白里。
“等我再睁开眼，四周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雪把我们埋在了岩石下的缝隙里，只有头顶漏下一丝光亮，像一根快燃尽的火柴。”父亲说，他动了动手指，摸到了严班长的胳膊，硬邦邦的，像是冻住了。“别慌。”严班长的声音从黑暗里钻出来，带着点喘。
父亲说，他们被困了3天，那3天漫长得像一个冬季。
“第一天，严班长还能笑着跟我说，等出去了就请他吃东北的大馒头，就着大葱，他一个人能吃3个。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意识模糊间，总感觉有冰凉的东西贴在我的额头上，后来才发现是严班长用身体焐化了雪，拧干手帕给我擦脸。第三天，我们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氧气也越来越稀薄，我像沉在水里，胸口闷得发疼，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响声。”父亲说，他想张口说些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严班长把他抱得更紧了，胳膊勒得他生疼。
父亲说，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东西被按在了他的脸上，强睁着眼看，发现是氧气瓶的面罩。他想推回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和严班长剩下的最后一点儿氧气。可他的手实在没力气，抬不起来，软得像棉花。严班长的手按着氧气面罩扣在他脸上，力道不大，却挣脱不开。
“后来……”父亲的喉结滚了滚，手指攥着玻璃杯。“救援队的队员说，扒开雪的时候，严班长的手还按在面罩上，就像和面罩长在了一起。面罩死死地扣着我的脸，他怀里的氧气瓶，”父亲顿了顿，声音突然哑了，“空了……”
说到这里，父亲忽然别过脸，抬起手往眼角抹了一把。可那泪水像生了根，刚擦掉又漫上来，顺着他眼尾的纹路往下淌。我从没见过父亲这样，这个曾说“男人的眼泪得往肚里咽”的人，此刻肩膀微微地耸着，像被抽走了筋骨，哭得像个弄丢了糖的孩子。
这是我第一次看父亲哭。
我用指尖摩挲着照片，照片里的严班长比父亲高出半个头，肩膀宽得能扛起风雪。可这样一个高大的男人，最后留给雪山的，不过是一捧轻得能被风卷走的骨灰，混着冰川融水，渗进父亲脚下的冻土。
严班长留给家人的，只有褪色的家书和永远年轻的模样，而留给我们的，是他用生命托举起来的希望。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是无垠的雪地，月光把雪地照得发亮，两个身穿军装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走在前面的身影总把走在后面的身影往避风处推。风卷着雪扑过来，雪地上的脚印很快被盖住，可那两个身影的轮廓却在雾气里漫开，往天边延伸，直到和雪线融为一体……
我想，有些情感无需用言语表达，只需一个人带着另一个人的牵挂，好好地行走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