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统区的敌后抗日力量一度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双方的合作基础并不牢固。从1939年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取缔抗日救亡团体、查封进步书刊、破坏党组织、秘密逮捕杀害中共党员等事件时有发生。曲靖党员按照“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在不暴露党组织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展开直接斗争，壮大和巩固统一战线。
在罗平，1940年发生的“尹刘事件”拉开了党组织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序幕。当年，中共罗平县委组织各校师生开展一系列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活动，在社会上取得良好影响，但这些活动被一批顽固派领导人在罗平国民党县党部会议上进行无端指责。国民党罗平县当局以“清查异常”为名，派部队到罗平中学等地进行搜查。在搜查无果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将中共罗平县委书记刘璧华和进步教师、罗平县政府教育科长、“抗日救亡工作团团长”尹兰冰逮捕监禁。刘璧华和尹兰冰被捕后多次遭遇威胁和审讯，二人反复据理力争、严厉驳斥，始终未暴露党的秘密。
“尹刘事件”发生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共罗平县委的其他成员迅速转移可能暴露的党员，并及时向省工委汇报情况。省工委听取汇报并分析研究后，指派《民国日报》记者、中共党员刘浩出面解决。刘浩先后协调各种关系，约请统战人士游说反对派，使龙云在各方面的疏导下，同意释放尹、刘，并由省政府发出释放公文。经多方营救，刘璧华与尹兰冰二人先后于1941年1月、9月出狱。
在沾益，国民党当局采取限制异党活动的措施，几次强迫沾益县立播乐初级中学教师以及高年级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樊子诚、温培群等人通过与国民党沾益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教育局长等人深入交流、反复游说，最终化解了危机。同时，省工委又将一批言论激进、可能暴露身份的党员调离播乐初级中学，以此缓和与国民党沾益县当局的矛盾。
在宣威，宣威县立中学两名教师被宣威县长无理毒打并投入监狱，为解救进步教师，该校学生两次派出代表到县政府请愿，反遭当局毒打，并关押7名学生。反动当局还派军警驱赶宣威县立中学500余名学生离校，并宣布停发教师薪金、解散宣威县立中学。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县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党员费省亲直接出面领导宣威县立中学学生开展斗争；缪祥烈在省立宣威乡村师范学校大造舆论，并以战时工作团的名义向学生家长、社会各界、旅省旅曲同乡同学会等广泛散发快电、代电及讨伐檄文，要求声援。同时，派代表到昆明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罢免当地县长和教育局长的职务。在各方声援支持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云南省政府与省教育厅被迫到宣威查处此事。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始作俑者被撤职，被关押的教师和学生得以释放，县教育局长兼宣威县立中学代理校长之职被陈昌郁取代，并在后来的斗争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宣威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学生和积极分子。
在曲靖县，经周子安安排，曲靖中学抗日救亡工作团团员杨栐、李维藩、赵世贤、陆薄泉、杨培安、李兴义、何祖积7人在曲靖城街头张贴宣传抗日与反对国民党曲靖县长刘仁佑贪污和压迫剥削人民的标语口号，被反动武装警察当场抓捕关押。为营救被捕学生，周子安立即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许多街道居民也自发加入游行队伍，迫使当局当场释放被捕学生。经周子安安排，杨栐、何祖积、肖志恺、张荣福4人自筹经费，辗转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后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身陷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党的策略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走向成熟，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认可，社会上出现了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的舆论，国民党顽固派逐渐陷于孤立的境地。
（中共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