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照片压在樟木箱底，取出来时带着一股陈旧的木头香气。
照片里，爷爷和他的两个兄弟肩膀抵着肩膀，像三棵长在一块儿的老槐树。奶奶用蓝布帕子擦拭照片上的灰，指尖抚过爷爷衣襟上的铜扣：“那时候照相要走十里地，你爷说，弟兄三个得同框，将来不管散到哪儿，看照片就知道根在一处。”
相纸边缘的磨损处，像被岁月啃出的牙印，倒把三个人嵌得更紧了——后来三兄弟为了祖屋的半间房吵过嘴，村头磨盘旁的闲话能惊飞麻雀，可开春幺爷爷扛着瓦刀帮大爷爷补漏雨的屋顶，脚步声轻得唯恐惊动檐下的燕子。
我父辈的相册单独码在樟木箱的第二层，翻开时，粮票的油墨味混着红薯香漫出来，里面藏着大伯、二伯、我父亲、姑妈和幺爹的青葱岁月。
姑妈十七岁时的照片夹在最前面，她梳着麻花辫站在老槐树下，布鞋上沾着新翻的泥土。这是她留在家里最显眼的一张照片。父亲说，姑妈是家里第一个考去县城读师范学校的，临走时她背着帆布包，辫子甩得老高：“我要去教娃娃们，比守着灶台有意思。”
这句话像颗石子投进村里的水潭。三婆在晒谷场择菜时跟二婶念叨：“一个姑娘家，读那么多书不嫁人，怕是要上天。”二婶捶着衣裳应：“听说县城的男人精着呢，别是被迷了心。”她们的声音压得低，却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落满了村巷。人对群体里的“不同”总格外警觉，像守着粮仓的老鼠，稍有异动就竖起耳朵。可没人说，姑妈每月把一半工资换成书本，捆在自行车后座捎回村小学；也没人提，她偷偷给村西头的五保户补过衣裳，针脚比绣嫁妆的线还密——这些暖心事像埋在灶膛里的炭火，只在暗处发热，见了光就熄了。
大伯家的全家福总摆在显眼处：1965年的阳光落在堂哥的红领巾上，化作一抹跃动的鎏金。大伯母把粮本压在相框下，红塑料皮被磨出了白边，上面的字清晰得刺眼——“三口人，每月二十七斤。”那年物资紧俏，群体的边界像紧绷的弓弦，每个人都得卡在“该有的位置”里才安稳。姑妈回来过年，饭桌上大伯举着酒杯，酒液晃得像碎银：“妹子，女子家总得有个家，你看二哥家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姑妈没吭声，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红薯稀饭，第二天清早就回了县城，灶台上留着罐腌萝卜干，玻璃罐口贴着纸条：“妈，少放盐，您血压高。”
我们家的相册要厚些。大哥的胳膊肘怼着我的脸，二哥的赤脚翘在四弟的稻草枕头上，母亲坐在床沿纳鞋底，麻线穿过布底的“嗤啦”声，仿佛还在照片里响着。角落夹着张姑妈和学生的合影：她站在黑板前，袖口磨出了毛边，身后十几个娃娃举着奖状，笑得露出豁牙。父亲翻到这张照片时，总要用指腹蹭蹭姑妈额前的碎发：“你姑妈说，守着娃娃们比守着灶台踏实。”
姑妈和姑父结婚那天的照片压在红绸布里，姑妈穿着红棉袄，腕上的银镯子亮得晃眼——那是奶奶早年间备的嫁妆，刻着细密的水波纹。送亲的队伍走过村头，二婶的声音比平时亮三倍：“早就该这样！”可没人提，姑父凌晨三点起来，把姑妈教过的孩子的课桌都修了一遍；也没人说，姑妈把婚房的窗棂刷成天蓝色，说“要像县城的教室一样亮堂”。
1989年的春天，我揣着大哥给的皱巴巴的五十块钱，在昆明火车站的角落里啃馒头。风里飘来米线的酸香，背包里除了母亲的红薯干，还有姑妈塞的蓝布衫。她送我到村口时，晨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鬓角已泛着白：“在外头别怕不一样，可也别忘了，你走得再远，根还在这儿。”
后来我在云贵交界的富源县开了间杂货铺，厨房里总摆着罐学着姑妈腌的辣椒，红亮亮的，罐口结着层薄盐霜，像老槐树皴裂的皮。有一次翻到自己年少时的照片，才发现背面竟有姑妈的笔迹：“日子就像腌菜，得有盐味才下饭，可盐多了，就苦了。”
如今，我的小儿子总爱坐在樟木箱上翻相册，先摸了摸太爷爷三兄弟的照片，又翻到姑奶奶十七岁时梳着麻花辫的照片，忽然跑出去，把自己的零花钱分给了村口讨饭的老人。回来时鼻尖冻得通红，却举着空口袋笑：“姑奶奶以前也给人送棉衣，对不对？”
风从窗缝钻进来，掀动相册的纸页，樟木的香混着阳光的暖弥漫开来。我看着小儿子把我的手拽过去，又拉过媳妇的手，三双手叠在相册上。小儿子的小手在最上面，掌心的温度透过相纸传过来，把几代人的影子都焐热了。
相册最后一页的蜡笔画里，那条路的尽头，小房子的烟囱正冒着烟，烟圈飘啊飘，缠成了一根绳——绳上的结有松有紧，有的结里藏着争吵的尖刺，有的结里裹着互助的棉絮。一头拴着老家灶头的补丁，一头系着院子里的三角梅，中间串着爷爷的铜扣、父亲的粮票、母亲写在照片背后的字、姑妈的银镯子、姑父的木刨、我的红薯干、大女儿的字典、二女儿的画笔、幺爹家货车上的腊肉，还有小儿子刚分出去的零花钱的余温。
这绳上的每个结，都是光阴熬出来的滋味。咸的是争执，甜的是帮扶，淡的是日子，浓的是牵挂。像手上的茧，越磨越厚，少了哪道印子，都成不了此刻的模样。
（本版图片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