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的阳光已经很毒了。最先提醒我们端午节将至的，是街上突然多起来的卖五彩绳的商贩。他们骑着“吱呀”作响的三轮车，车把上挂满了颜色鲜艳的丝线。“卖五彩绳嘞——避邪保平安——”商贩的吆喝声在空中回荡，声声入耳。
听到吆喝声，母亲总会出门买上几根，然后用她粗糙的手指进行编织，不一会儿就能编出精致的手链。“戴在手腕上，等立秋了才能摘。”她说这话时，眼睛望着远方，仿佛已经看见了那场秋雨。地埂边的艾草顶着烈日，顽强地生长着。母亲说，等艾草长到膝盖高，就该过端午节了。
端午节前三天是家里最忙的时候。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了，忙着烧稻草灰，把“珍藏”的糯米泡在大铁盆里，加入稻草灰染色增香。米粒在清水中慢慢膨胀，像一群贪吃的小胖子。我蹲在旁边数米粒，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几了。
“别捣乱。”母亲用沾满糯米的手轻轻推我的额头，“去把粽叶洗干净。”洗粽叶是件有趣的事儿。深绿色的叶子在水里慢慢舒展，像是“活”了过来。我总喜欢把粽叶盖在脸上，闻那股淡淡的清香。有时候叶子会突然裂开，我就假装很懊恼，其实心里偷偷高兴——这样就能多洗一会儿，不用去干别的活儿了。
父亲负责准备雄黄粉。他把雄黄放在石臼里，慢慢研磨成粉。金黄色的粉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是一小堆金沙。“这是驱蛇的。”父亲说，“撒在屋子周围，蛇就不敢来了。”我总觉得他在骗我——哪来的蛇？但我还是听话地跟在他后面，把雄黄粉撒在墙角。
端午节前一天，整个村子都飘着粽子的香味。大家包的“马脚杆”粽居多，寓意生活如“脚爬楼梯步步高”。母亲会在粽子里加入老火腿、凤尾籽、芝麻和一颗蜜枣，为了找到那颗蜜枣，我和弟弟总是吃粽子吃到肚子撑。
记得有一年，蜜枣被父亲吃到了。他愣了一会儿，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走，买冰棍去！”那天，我们姐弟俩举着冰棍招摇过市，仿佛过了第二个端午节。
端午节当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们叫醒。她用艾草煮的水给我们洗脸，说是可以驱邪避瘟。水凉凉的，带着艾草的清香。“睁眼。”她命令道，然后在我的额头上点了一颗雄黄痣。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像个唱戏的，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父亲则在灶房里炖羊肉，太阳一露脸，锅里就“咕嘟”起来了。羊是前一天宰的黑山羊，后腿肉带着漂亮的雪花纹。肉块在铁锅里浮浮沉沉，渐渐褪去血色，汤汁却愈发浓白，像融了一捧雪。父亲不时撇去浮沫，动作轻得像在给熟睡的婴儿掖被角。
院子里的土陶罐内泡着新剥的大蒜。蒜瓣浸在井水里，慢慢变得透明。母亲拎着竹篮进来，将篮子里还沾着露水的发芽的蚕豆“啪嗒啪嗒”地往土陶罐里倒。“蒜瓣要煮到‘开花’。”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把蒜瓣、蚕豆倒进铜吊锅。水一沸腾，蚕豆立刻在锅里打转，蒜瓣已经被煮到软烂，嘴巴轻轻一抿就化在舌尖。
太阳爬过屋檐时，羊肉已经被盛到了瓷碗里。蒜瓣躺在碗底，像一个个小月亮。巷子里的“咩咩”声此起彼伏，不知是谁家又在宰羊了。
饭后，父亲带着我们去地埂边采艾草和菖蒲。它们长得正好，我们专挑那些叶片肥厚的，连根拔起，抖落根上的泥土。父亲说，端午节这天的艾草最好，挂在门上可以保佑全家人一年平安。
邻家大伯总能找到最好的艾草，他说是因为他懂得艾草的“语言”。我们这群小孩儿信以为真，跟在他后面想偷学这门“外语”。
中午，母亲用新采的艾草煮水给我和弟弟洗澡。木盆里的水是淡绿色的，散发着浓郁的艾草香。“多泡会儿，”母亲说，“夏天就不会长痱子了。”我和弟弟在盆里打闹，把水溅得到处都是。母亲抬起手作势要打我们，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下午是最热闹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在院子里摆开阵势，开始“斗歌”。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花衣裳，分成两个“帮派”对歌。父亲从来不参加这种游戏，但每次都会站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女人们则聚在一起绣香囊，五颜六色的碎布头在她们手中变成一个个精致的小香囊。
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挂起了新鲜的艾草。晚风拂过，整个村子都弥漫着艾草特有的香味。我和弟弟坐在门槛上，比谁手腕上的五彩绳更漂亮。他的已经有些脏了，我的却还和新的一样。“因为我不像你整天在地上打滚。”我得意地说。
晚饭很丰盛。父亲破例允许我们喝一小口雄黄酒，辣得我直吐舌头。弟弟趁机嘲笑我，结果他喝的时候被呛得满脸通红。饭后，母亲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香囊，给我和弟弟挂在脖子上。
夜幕降临后，我们躺在屋顶上，看着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为什么端午节要这么过呢？”弟弟突然问。父亲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说：“老辈人传下来的。就像家门口的老梨树，看着不起眼，可根扎得深着呢。”
如今想来，端午节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看似简单的习俗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欢乐。
又是一年端午节将至。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今年准备包什么馅儿的粽子。“还是老样子，”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笑声，“给你留一颗蜜枣。”
这就是端午节的魅力吧——它让我们记住的不仅有这些习俗，还有藏在习俗背后的温情。就像地埂边的艾草，看似平凡，却能散发出独特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