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每年宰年猪，弟弟都要打电话叫我们回去热闹一下，过完年他又要出门打工了。
弟媳妇重感冒，我起早去做饭，走进厨房，里面已飘着浓浓的饭菜香。弟弟正在切猪头肉，只见他左手大拇指和手掌按着肉，右手把控菜刀，熟练地一刀一刀往下切。手起刀落间，一片片薄如蝉翼的猪耳朵肉躺倒在案板上。拿起一片来看，会透光。这刀工，连九岁就会做饭的我也望尘莫及。况且，弟弟左手还缺了四根指头。
每次想到弟弟缺的四根指头，我的心都会隐隐地疼。那年，大舅舅家的独子剃长毛，邀请亲朋好友去庆贺，异常隆重。母亲要去做客，她想利利朗朗地出门，不带我们姐弟任何人。那时，我七岁，弟弟六岁。弟弟淘气，整天上蹿下跳，猴子一样。
弟弟早就像盼过年一样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母亲却悄悄地走了。弟弟知道后，张着大嘴看着母亲远去的方向哭个不停，风驮着他的哭声满山遍野跑，连树上的鸟儿似乎都被他哭得心慌意乱，扇着翅膀乱飞。
母亲走的时候一再交代我要看好弟弟，可是我哪能看得住他呀！见他哭得惊天动地，我就多嘴说：“那么想去，你不会追去吗？”弟弟立刻边哭边跑着追母亲去了。母亲才走到我家后面梁子上，听见弟弟追赶的哭声，只好停下来等他。
晚上，奶奶和我刚吃完饭，母亲背着弟弟回来了。母亲苍白着脸颤声说，弟弟的左手让大通硝给炸了，左腿也炸伤了。我看见弟弟的左手用纱布缠着，用塑料袋套着，塑料袋里有好多血，裤子也被血浸透。父亲把弟弟从母亲背上抱下来，弟弟一声不哭，不知是强忍着，还是疼麻木了，只是身子一直在发抖。父亲要打母亲，怪她没看好孩子，被奶奶拉住。母亲怪我，说是我让弟弟去的。我觉得也怪我，内心害怕得不行，双腿突然发软，站不住。我紧紧拉着奶奶的手，像找到了靠山。弟弟的左手还在流血，我担心他会死掉。我不要他死掉，他是我弟弟，虽然平时我打架打不过他，争东西争不过他……
父亲见弟弟伤势严重，没时间骂我打我，他请人连夜把弟弟送去医院。那时交通不便，去医院要走八个多小时的山路。信息也不灵通，我们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煎熬得年夜饭都吃不出香味。一个多月后，弟弟出院了，他的左手只剩下了大拇指，左腿根部也被炸掉了一大块肉。父亲说，再上去点命根子都没了。
弟弟从一个活泼机灵的健康孩子一下子变成了残疾人，一家人都难过极了。亲戚、村邻都说可惜了，多齐全的孩子呀！母亲逢人问起，便说，都怪我家那个小死姑娘。她从来不说，那天是因为她在帮大舅母做饭，没有看管好孩子。大舅母家的新姑爷为了制造点响动，嫌普通炮仗响声不大，就买了大通硝。大通硝威力足，一声一声像放炮。他把大通硝炮点着扔出去，孩子们看见红纸屑满天飞，以为大通硝已经炸完，就忙着去捡漏网的。弟弟冲在前面，他捡到了一个大的，刚装进裤袋，炸了。从此，他的残疾在手上，在腿上，我和母亲的残疾在心里。
弟弟缺着四根手指，还能把肉切得这么好，我真开心。我笑着说：“你会做饭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啥时候练成的绝技啊？”弟弟嘿嘿一笑，说：“我小时候就会了，你现在才知道啊！”我说：“奇了怪了，长这么大，你姐我哪天吃过你做的饭了？”他说：“有姐姐在，谁还想做饭？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你去上学后，就是我做了。”
这倒是，我妈做地里的活计是一把好手，厨艺还真不行，她做菜贪多，生怕不够吃，又不会调味，一顿吃不完，顿顿吃剩菜。我们提醒她每样菜少做点，她从不放在心上。
我懂母亲，她是个热情好客的人，平时做饭待客，做少了，生怕客人觉得我们家吝啬，在她看来，吝啬是最大的污名，因此，她做什么菜都要冒冒尖尖地做一大碗。条件好了，她把家人当客人，生怕做少了，我们吃不够。
姐弟俩谈笑间，肉也切好了。弟弟把猪头肉整齐地环着摆在白瓷碟子里，猪脸肉在内环，猪耳朵肉在外环，中间放上一朵蒜花。做蒜花是要费点心思的，取一棵青蒜的根部，去头，截取五厘米左右，两头用针仔细地挑开，然后泡在水里，蒜花就在水里盛开了，白里透着青，青里透着白，煞是可爱。往肉盘子里一放，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猪头肉要好吃，蘸水是灵魂。我爱吃父亲做的蘸水，烧好的胡辣子揉碎装碗，放酱油、姜丝、葱花、花椒面、盐、味精，舀入小半勺淡菜汤搅匀即可。我提醒弟弟，要打个像父亲那样的蘸水哦，他说：“行，再煮一大锅白菜心，今早就拿这两样菜招待你了。”我说：“好啊！”
小时候，有猪头肉吃时，父亲只煮一锅大白菜，大白菜专挑金黄鲜嫩的菜心。一家人围着炉火，边蘸边吃，吃得很开心，人人都成了“干饭王”。现在父亲不在了，父亲的味道还在舌尖上辗转。
弟弟喊我们吃饭时，桌子上已满满当当的。他拿出了家里所有好吃的：鸡、鸭、鱼、牛干巴……变着花样做了满满一桌。我举起筷子，却只在那碗淡白菜和猪头肉上流连。那素素的胡辣鲜香味，让我想起了父亲。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像他一样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