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27日，在今天的曲靖市麒麟区（曲靖经开区）西城街道西山社区发生了三件大事：关下村战斗、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宿营、西山三元宫会议召开。因此，它成为曲靖最具代表性、最有历史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我们今天打造曲靖“红色沃土”这张名片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
关下村战斗
1935年4月27日下午，中央军委纵队先遣分队（侦察通讯队）在设营队负责人（管理科长）刘金定、作战科参谋吕黎平、侦察队队长张明远的带领下沿滇黔公路向关下村前进时，突然发现昆明方向有汽车开来。刘金定、吕黎平、张明远立即指挥部队向左侧沟里卧倒隐蔽，待汽车接近，便开枪射击。汽车很快停了下来，红军战士立即冲了上去，车上的敌人只好举手投降。经检查，车上载有十万分之一云南军用地图二十余份、云南白药一千包和四百瓶以及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经审讯俘虏得知：随行者是薛岳的副官李某，被派往昆明向龙云索要云南地图。原打算用飞机将地图送到贵阳，后因机械师生病才改用汽车，不料在曲靖被红军截获。
关下村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和同共产国际的联系，陈云到上海后又受命赴苏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1935年8月，陈云在上海准备赴苏的报告时，写下了追述长征的文字，这就是此后整理成文并于1936年3月发表于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同年该文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很快又传到国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这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红军长征的珍贵文献，至少比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一年。在该文和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的报告中，陈云对关下村战斗作了详细报告：
“红军入滇后，有两件有趣的事，亦为红军兵士平日引为笑谈者。一为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二十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滇，则有龙云献地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版，第28页）
关下村战斗是一次规模很小的战斗，参加战斗的人员不多，且无伤亡。正因此，过去我们只注意这次战斗的过程，而忽视了这次战斗的作用和影响。如果从红军当时所处的情况、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关下村战斗所缴获的地图和白药对红军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首先，我们知道行军打仗时军事地图十分重要。而红军进入云南时，却没有云南军用地图。因此，每到一地，红军都要找当地熟悉情况的老百姓了解从甲地到乙地如何走，行程多少，地形怎样等等，并根据了解的情况绘制出行军路线图。可以想见，这样的行军图是很简单的。所以，红军非常需要云南的军用地图。
第二，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来看，敌强我弱。红军面临的是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加之各地民团的阻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军用地图更加危险。
第三，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千包和四百瓶云南白药，这一数量是相当多的。云南白药是治疗创伤的特效药品，对于行军打仗的红军来说是十分紧缺的物资。
第四，这次战斗截获的地图、云南白药是龙云送给国民党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如果这批物资送到贵阳，无疑会增强敌人的力量，对红军更加不利。
关下村战斗后，红军运用缴获的军用地图，确立精确的行军路线并抢占金沙江的渡口，为保证红军成功抢渡金沙江发挥了重要作用。施平根据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写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写道：“从这些地图上发现了九个渡河地点，并且还知道，有的地点有一只渡船，有的地点有三只渡船。于是使我们确信我们之渡河一定可以成功。”（施平《英勇的西征》，《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262页）因此，关下村战斗意义重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吕黎平《青春的步履》，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一版，第186页）
一个重要的宿营地——
中央机关和中央纵队宿营地
1935年4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从岗路、甘塘一带出发，经乌柴沟翻越东山，经中所、涌泉、小河湾等村到达曲靖城北，然后沿滇黔公路行进至今西城街道的关上村、关下村、上西山、下西山、西屯村一带宿营。随中央军委纵队同行的还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总部等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这里，除了召开了重要的会议（西山三元宫会议）外，中革军委还向各军团发出了两次指示电报：
一是16时30分，朱德总司令向红一、三、五军团发出《我野战司令部已抵曲靖西宿营》的指示电。
二是当天19时，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再次发出指示：“昨26日，滇敌安旅改向陆良前进，孙率鲁旅到羊场营，龚旅在其后，今27日拟到曲靖附近，刘旅则仍经宜良回省。我野战军决定明28日开始西转，求速达寻甸、松林之线。部署：以三军团为右纵队，由沾益经吴官屯、水平子、七星桥，以两日行程进占寻甸；以军委纵队（加干部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缅甸、大海哨至中麦场过江（牛栏江），进至清水沟、羊街地域；以一军团为左纵队，由马龙经易隆进至嵩明州，并派小部队进至杨林（昆明东北）向昆明佯动，以迷惑敌人。”（《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由此可以看出，今西城街道西山社区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要宿营地。
西山三元宫会议
一次重要的会议——
据吕黎平回忆：1935年4月27日，吃过晚饭以后，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 博古、 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集在作战科的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周副主席先让当天值班的孔石泉、王辉两个参谋汇报了当晚我军第一、三、五、九军团能够到达的地点，接着第二局曾希圣局长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与判断，然后叫我对照刚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把军委纵队与第一、三军团从所在地到离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皎平、洪门三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二百公里，最远二百三十公里），用红铅笔描画出来。毛主席听了上述三个汇报后，请刘、朱、周首长谈谈如何部署兵力，迅速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的意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各自的看法。这时，已经深夜十一点了，毛主席最后综合了到会同志的意见，讲了三条：
一是，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第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是，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是，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接下来，毛主席对抢渡金沙江作了具体的部署。
毛主席的上述作战方针和渡江决心，得到与会同志一致称赞，表示完全同意。孔石泉、王辉两同志按照毛主席刚才口述的记录，立即拟写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作战部署与指示的电文。（吕黎平《青春的步履》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第一版，186页至189页）
这就是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在寻甸鲁口哨以“万万火急”向各军团发出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的渡江令。
从参会人员的身份可以看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主持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是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是副主席；刘伯承是中央纵队司令员，陈云是中央纵队政委。因此，这次会议无论从党还是军队都是中央最高规格的会议。会议做出的决定体现在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指示》中有这么一句话：“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这里点明了这个决定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也可以说西山三元宫会议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
西山三元宫会议正确分析了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采纳了红一、三军团首长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在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黔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开始西转，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中央红军及时摆脱了“沾益不能克、曲靖打不下”所面临的平坝地区无险可守、难以回旋的境地，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山三元宫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又一次确定了红军重大战略方向。这一转移与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提出的“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是一致的，对实现这一根本方针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