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林河的女人》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四位农村女性代表，以她们的成长经历、情感、命运与乡村、小县城变革的冲突，书写她们在新农村、新形势下意识、观念上的变化，对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完成乡村女性个人形象、理想爱情、自我价值在时代洪流中的蝶变。同时，也完成一场发生在东北乡村大地上的深刻巨变。
之所以写这样的四个女孩，跟我有过在农村成长生活的经历有关，那时候，我目睹很多女孩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把握能力，2000年以前，她们大多只识个眼前字，然后早早嫁人。即便心有所往，依然不敢打破什么，遵循着世俗对女性的规训和希望，摇摆或盲从地生活着。这是我的乡村经验，也是我对乡村女性的一点理解。
历史在前进，到了90年代中期，石油工业发展渗透到榆村，新时代农村发生着巨变，新时代乡村人，尤其新成长起来的乡村女性，也发生着巨变，她们跃跃欲试，想跳出土地和命运的羁绊，描绘自己的人生。可传统思想对女性的价值定位依然跟不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少数女性的抗争和觉醒，必定经历残酷的现实磨砺，以及痛苦的煎熬和挣扎，才能挣脱一部分束缚在身上的桎梏。这其中，或多或少，也有我自己的影子。
我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从落地开始，见证着时代大潮的风起云涌，也见证着东北大地从90年代末到脱贫攻坚结束，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石油工业发展的触角碰触到乡村的脉搏，给乡村人的思想带来剧烈冲击，接着是年轻一代向往城市美好生活，背离故土，远走他乡。待到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一些人怀揣乡土情结，因千丝万缕的机缘，又重回乡土。
所以，写这部见证“山乡巨变”题材的小说，于我而言，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专门为了迎合主题创作才临时起意，而是我做了近乎十几年的准备，正好在这样一个合适时间节点来完成它。
这部小说的大背景，也基本就是遵照我所看见的这二十多年里东北大地上所发生的变化而写的。在主要人物的设定上，我特意选择了女性作为代表，这四位女性身上的故事，也半真半假都有原型，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因为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朋友，几乎都是经历了同小说里的女孩一样由懵懂、探索、碰壁到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小说里的女孩在个人彻悟后，比现实中的我们更接近成功，她们相互见证彼此的成长，在社会不断分化、重组、整合和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榆村。
在写《霍林河的女人》的过程中，我避开了第一书记的视角、脱贫攻坚的角度，直接书写山乡巨变，让时间一点一点往前走，用乡村里一点一滴的变化，让改变在时间里慢慢发生，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力争真实地从不同角度诠释东北乡村的山乡巨变，也力争透出东北乡村的物质层面变化，更好地写出东北女性乃至人的真正变化。
我想通过书写乡村，更好地展示人性。
种稻在我们那片土地上，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作，所以，我写起来，也是陌生的。如果让我写种玉米，我不用问任何人，都能做到信手拈来，但写水稻不行，我身边的庄稼人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但为了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我就到水稻现场去经历、去体验、去学习，充分了解盐碱地改良的方式方法、种稻的过程，为书写积累充足的经验，以便文本呈现出来的时候，更贴近真实的乡村生活。
在书写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方面的内容时，我也尽量不让作品流于形式。整个脱贫攻坚的五年，我爱人正好在扶贫办任职，起早贪黑，工作到半夜一两点都是家常便饭，我因为他，非常了解那五年国家做出的努力和一线扶贫人付出的艰辛。所以在创作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爱人给我提供了很多现实素材和原则性的指导。
在这部小说里，我很庆幸自己在书写的过程中，没有把目光局限在乡村本身，新时代是城乡互融的时代，我在小说中，也书写了小县城的巨变，通过写一家服装厂的兴衰，为这部小说注入了更丰富的元素，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让曾经的服装厂老板和女主人公共同在盐碱地上谱写神话，也是想更完美地呈现城乡互融，更充分地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之“巨”与变化之“大”。
写这部小说时，孤单的汉字，陪着孤单的我，走过近六个月，才完成初稿。如今，修修改改，又历时一年，终于可以交稿了，我如释重负。接下去，我会继续关注东北乡村的变化和乡村人内心的焦灼，也会继续扎根基层，结合时代关注点，书写大时代下能够反映乡村变化和乡村人物内心、有温度、有高度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