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母体的子宫到大地的墓穴，被视为是生命的全周期——而经受者成为书写者，并直面生命原生和后天被镶嵌的诸多信息及影响，则一切都可以获得重生。
是的，这非常的文学，和期待的一模一样。
通常为了便于辨析，我们会以题材、代际差异、地域和表现手法等对小说加以区隔。
所谓的书写策略，其实就是对精神隐喻的把控以及对经验的重构。贵州的乡村乡土，特定的时期，这些都不是陌生物，但是安放于此间的以人的意志展现的土地，却是非常特别，对书写者确实是一种考验。
姜东霞的书写，始终裹挟着那片生养她的土地。在《崖上花》里，痛感和困境是其精神隐喻的一种，而“我”便是最好的载体。“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父母来自山东，有异乡人身份感，在贵州山区的大环境里，形形色色的邻里关系和孩提玩伴，此起彼伏的生死和苦乐……对这些人事物，作者给予了最大的观照与理解，犹如完成了一次灵魂跋涉，否则纵是再娴熟的技艺，也没法搭载文学的温度和远方。
就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在姜东霞这里，时空的边界转换，并不仅仅是叙事性的牵动，而是借由对日常、成长与心灵的书写，以及表现形式所激活的张力，有效抵达那些被日常性和宏大叙事双双遮蔽掉的存在物。
因此，《崖上花》更像是对缺失在公共记忆及感知里的“某种生活图景”进行了矫正，从而消解了历史性及其虚无性。当然，更值得称道的是其文本的风格和体例，其间许多的“穿插物”，既是结构的生成，更是书写的多向度，二者浑然天成，犹如阳光照耀大地那么自然。如时间轴，童谚和歌声，数次的搬家，房前屋后的桂花树、苹果树，山野里的各种花儿，玩伴和死亡，包括“轰哧！轰哧！”妈妈把缝纫机踩得飞快的场景，随着时空转移，无一不是对生命觉知的忠实记载。
《崖上花》的探索性和先锋性是不言而喻的。时空现实的我，写作的我，真相的我，始终并行存在，一起在文本中生长，并呈现出这样的生命图谱：经由“我”打量过的童年，绝不是现实生命的草创期，而是代替苍生再次去领受，重新去触摸，借由“我”和其他的生命叠加、移位和同构，甚至同体，实行一次特别的自我主体确认与命名。
与此同时，作者的语言实践，也成为其性灵呈现的有机构成。《崖上花》的表达非常多元，语句时而沉寂，时而空灵，有现实语境的物象，也有诗性意象，就如紫蓟花和贵州、山东两地的方言，连接着贵州和“我”父母的山东，山与海就这么奇特地交织了，在生命的虚弱和生活的困境中，犹如没有根的浮萍，虚实莫辨，亦是一种身份确认，饱含了对母性温暖的永生呼唤。
“可怜的公鸡不长记性的公鸡；如果我的奶奶不那么好面子，那个时候村人也不会把她吊起来。这个让我感觉难过和害怕的事，在奶奶嘴里似乎也变成了另外一种荣耀。”小说开篇就描写了焦虑与童真的交织，弥漫着寻求出路的执拗，以及没完没了的各种困扰。比如“奶奶”，承载着那一个时代的民间中国梦，一方面执着延续香火，另一方面企望显贵甚至君临天下，无论生活有再多的重负和不堪，她的身份诉求始终不会动摇。
令文化根基和个体经验相互叠加，针对不同的个体生命及经验，姜东霞赋予了差异化的精神与表现策略。每一个生命体都如此平等，他们一方面在生活环境中发散和衍化着自我；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一切又在回应和侵蚀这个自我，其命运在宿命与变数间游走，各有各的局，各有各的拘囿和抗争，呈现得非常的鲜活、具体，阅读的代入感相当强烈。
文字的力量，往往来自作家内心的投影。枪毙“冯驼背”的宣判大会，结束一个生命只是显态的交代，真正的隐喻是“我”与其他“观众”。“雨是一定要下的，那么多的人，一人出一把汗，大雨就会落下来；武装人员将他们一个个搡下车，一共五个人连滚带爬地试图站起来。”这样的文字，没有刻意的起承转合，就像时光及奥秘的本然回放。让人觉得那个特定时空的生老病死，四处都是敞开的，有些口子可以不管不顾，有些则又自动收拢。
生活的鲜活与执拗，常会以悖论的模样出现，哭和笑都不由你，正如焦虑是亘古之物，日常中的“小确幸”亦然。“于是我就想着飞机来了，它到处丢炸弹，可是它白白丢了那么多炸弹，我们却在洞里吃葡萄。”
这正是作者的高妙之处。时空及记忆、场景、细节，修辞只是舟伐，对于“我”而言，成长经验已被重置：集体性同构的经验、个人欲求、愿景、情感依托，种种情状与命运走向，全都不可确定。所以“我”主动坦承生活的不堪一击：投降吧，我们一起投降，做一个会脸红的叛徒。
一般而言，对场景及人事物的描写，都要深思关于素材和元素的运用，犹如精打细算地用几枚棋撑起一个局。姜东霞则不，万物皆有场，草木皆兵，其文字内蕴和信息量很大，语序密集，但并不驳杂含混，更不耽于描写，她知道自己在干嘛，绝不是为了一吐为快：“她们走了，我捂住脸躺到床上，风狂乱地吹着，鸡的鸣叫音扯到了超出它的长度，回荡在空寂的坝子里。甚至我一生中的绝望感，就是从那个中午开始的。”
或许，只有女巫式的作家才会向在这尘世间留存过的生命致敬，并伙同他们达成一种重生？“暗室就在我们家的斜对面隔着马路，我们能时时看见里面的人，脸苍白地印在玻璃窗里，有些浮肿。”
从某种意义上看，现实世界才是最大的幻觉，对于其间种种的迷失，不会有准确答案，而对真相的触摸、靠近和瞬时的交融，都是不可言说的隐喻。正如山间有花，田野有花，还有作者心里的花，随处都是花，而“崖上花”，本身就是光亮与希望的寓指——万物的本然存在，是通过不假思索的情状达成对我们的教育。作家，不过只是感通者和记录者。
感此，在这样一个时代，作者和读者，如果于此相应，便是一种人间奇迹，等同于现实世界里的两类偏执狂，一起干着不合时宜的事，没有对高远之物的读和写，只是彼此都放心不下这置于尘世的肉身，必须衔住所有的泪水和心动，相互滋养和认领，共同催生另一个世界。
是的，这非常的文学，和期待中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