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泽，史称堂琅、唐兴、东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地东抱牛栏、西滨金沙、南抵寻甸、北枕昭通，东界黔、西通蜀，盖云、贵、川三省要害之地也。先民畬山为田、磨石为器，朝出暮归，绵绵生息。
商晚期，有邑聚，时有零星铜器显于世。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喻以威德，厚赐诸邑，于会泽置堂琅县，隶属犍为郡，以其子为令，抚之。并于马鞍山脚筑城，其地辖会泽、东川、巧家。
堂琅置县，万代推功，其义重大，一曰：化外之地，尽收王朝版图，契合汉武大帝开疆拓土之勃勃雄心；二曰：堂琅置县，于滇为早，堂琅诸邑，出滇入川，控扼咽喉，与中原过从日密；三曰：堂琅经济发达，铜业兴盛，时有釜、盘、戈、铧等铜器传于四海，东汉“堂琅铜洗”名播于九州，乃国之“驰名商标”也。
更有两晋之时，会泽首创铜镍合金之术，曰：白铜。其银光闪烁，耐腐耐蚀、不易生锈。传之入波斯，波斯人曰：“中国石”，传之入欧洲，欧洲人如获至宝，得之以为荣。会泽白铜，可谓冶金史神来之笔也。
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会泽置唐兴县，隶属曲州，隋之恭州也。岁月如白驹过隙，终盛唐一世，会泽载籍极薄，尽寂寂二百余年，惜哉！
唐天宝末年（公元756年），南诏势大，南诏王蒙世隆置东川郡，其地辖大关、彝良、威宁、会泽、巧家，设拓东节度管辖。时有阿竽路、阿孟、暴蛮、卢鹿蛮等数雄并起，名属南诏。
南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蒙古铁骑渡金沙、入云南，势如洪水推沙，段氏政权危如累卵，一击之下，顷刻土崩，段氏举国而听之。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建云南行省，于会泽立东川路，辖会泽、东川、巧家、会理、会东、江舟、通安，疆域甚广。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定云南，土司禄鲁祖望风归附，授东川土知府，隶云南布政司，建府城于马鞍山脚，立木栅围之，曰：木城。旋移至万额山南，去旧址十里，伐木为栅，以卫府城，三面临水，曰：水城。土知府普得才时有修葺。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至1566年），禄氏取代普氏，其二子分筑二城于土城村、灵壁山麓，俱曰：土城。
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东川叛，明击之，大破。明置东川军民府，改隶四川川南道。然此举之于东川：四川有可制之权而无可制之势，云南有可制之势而无可制之权。东川名隶川，抗命朝廷，叛乱不绝，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滇铜兴，明廷于云南铸铜钱，开炉之时，铸大钱以纪之，曰：“嘉靖通宝”，乃当世之最也。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军三路入滇，兵威势急，东川归附。清循旧制，以黑彝贵族为长，土夷亦呈雄于一方。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禄氏土司祸起萧墙，兵戈相向，力渐衰竭。时有土司献土，以供驱使，清廷行“改土归流”，置吏王永玺，乃东川第一任流官也，王再筑土城。然东川之六营长、九伙目，俱沿旧习，自据一方，营长主兵，伙目主赋。土酋明顺暗抗，王令隔靴搔痒，流官无能为力，“改土归流”有名无实。
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知府肖星拱以灵壁山麓之土城空旷难守，退三十余丈，以土筑城墙，是为今日会泽古城之基础。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云南巡抚鄂尔泰上疏，欲东川改隶云南，曰：“东川去成都二千八百余里，一切事宜俱有鞭长不及，即如上年十月乌蒙土府禄万钟之叔禄鼎坤统众攻掠东川村寨，东川知府周彬虑川省远不可恃，具报滇省，经前督臣高其倬拨兵应援，始获解散。解散之后，而川省所发令箭方得到府。是川省之无济于东川，而东川之无益於川省也明矣”。雍正朱批：“所奏甚合朕意。东川归滇，高其倬未到之先已有旨矣。”令鄂尔泰会同川督岳钟琪就近料理。
东川改隶云南，终结明以来隶川342年之史。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雍正帝赐名“会泽”，于巧家营设会泽县，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会泽县治迁入东川府，由此，府、县同城。
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八月，乌蒙知府、总兵刘起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拷比”，引发“庚戌之变”。东川土目呼应作乱，鄂尔泰兵分三路进剿。十一月底，土目屡蹶，凡杀禄良珍、禄良宰、禄承爵、禄天锡、苏八十等头目数十，“四乡八里，茆蓬灰烬，唯见鸠形鹄面之人依厓傍麓，几不类人”。兵锋所指，十不存一，“庚戌之变”渐平。
经此一役，土司“咸知凛畏天威，无复曩时桀骜之习”。土司制度崩盘，流官体系蹴立。于东川府，实乃“二次改流”也。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知府崔乃镛建会泽石城，东西214.6丈，南北120丈，方圆712丈，高宽1.2丈，垛口1372个，炮台8座，四门鼓楼各方二层，高2.7丈。东、南、西城门各宽2.9丈，高1.4丈，北门宽3.2丈，高1.6丈。崔乃镛乃请鄂尔泰于四门题词，东门曰：绥宁，西门曰：丰昌，南门曰：藩甸，北门曰：罗乌。
石城建成，置军旅于腹心，内负江山之固，外联黔蜀之援。配以文武衙署、仓监设施、保甲制度。东川广大区域，朝令夕至，声闻毕达，从前茂草皆变为膏腴，民受福利，国增钱粮。
当是时，清廷无铜铸钱，铜荒愈演愈烈。清廷行以铜抵税粮、禁民间用铜、广收废铜之策，然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京师钱局亦无料停产，办铜大员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然天下之铜，云铜为最，云南之铜，半在东川。纵观宇内，唯东川可解燃眉之急也。
崔乃慵进曰：诚以汉之彊，东川之饶，为兴铜业，易甚。上许之。额定京铜633万斤，铜（钱）经白雾、进会泽、过迤车、到昭通、抵泸州，顺长江东去，经大运河、越山东、渡黄河、达北京。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史称“南铜北运”。
“南铜北运”，源于朝廷钱荒，铜不济也，此之为天时；然乌蒙大地，自古多金，铜亦丰，此之为地利；改土归流，改隶云南，东川政局趋稳，况东川知府崔乃镛、知县祖承佑二人相得，皆为能臣干吏，此之为人和。
铜业初兴，来往矿山者不下十万众。
历数十载，会泽“民气之和乐，田畴之蕃沃，商旅之辐辏，道路之康夷，铜厂之旺盛，或十倍于前”。运输、冶炼、建筑、加工、金融、纺织百业皆旺，一时之间，五方杂聚，俨然一都市。一颗印、二进院、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串阁楼势如雨后春笋，会馆、寺庙、祠堂108座，赳赳林立于古城。
历雍正、乾隆、光绪、宣统，计185年，“南铜北运”耗时之长，产量之高，贡献之大，运程之遥，道路之险，世所罕也。
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东川府设炉铸币，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宝云旧局、新局两局，先后铸币200余亿，可谓“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成就“灵裕九圜”传奇。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东川府称东川县。民国八年（1919年），东川县复称会泽县。1958年，会泽县并入东川市。1964年，东川市划出原会泽县，隶属曲靖市至今。
嗟夫，余观会泽数千载历史，沧海桑田，隶属、地域、权限多变。自汉迄于明，名属中央，实则偏据一隅。然因铜数度大兴，声名籍甚。铜于会泽，盖增重耳。明清铸钱，南铜北运，则使会泽愈出愈奇，愈出愈妙，成就“天南铜都、钱王之乡、会馆之城”。
钱城会泽，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