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似火，要说不热，那当然不够真实。
但总有人能在无边的暑气中寻得一份清静，比如我。很负责任地说，我在夏天使用空调的频率远低于多数城市中的居民。扪心自问，撇开身材胖瘦不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乐观自持和安稳笃定起了作用。
我是个乐观的人，这要感谢基因对我的厚待，还有父母多年给予我的言传身教。童年时，夏天于我是最快活的时光：到村头的小河里戏水撒欢，爬到屋后的老榆树枝干上睡午觉，取蜘蛛网粘在长竹竿上捕飞虫……我不知道世上有电风扇，更不知道还有空调，我有的只是鹅毛扇、棕扇、蒲扇、纸扇。午后，老人们坐在厅堂里讲古，讲着讲着就渐渐陷入沉寂，总有一两把扇子从谁的手中滑落下来。
其实，快活的背后还有艰辛的暑日劳作。我家劳动力少，父亲是电影放映员，母亲承担了田里和家里的大部分事务。虚岁六岁，别的孩子还在撒娇耍赖，我的童年就宣告结束了，开始下地劳作。
但我家的劳作和别人家不一样。在烈日下，我的家人戴着草帽劳作，母亲总是耐心地教我秧苗怎么拔、怎么捆、怎样莳入水田。我几乎从没见过她在田间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更没听过她对天气有丝毫的抱怨咒骂，仿佛一切本该如此天经地义。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劳作常常获得路人的赞美，路人尤其爱赞美个头矮小的我，六岁，竟然已经会莳秧苗了。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那时候的我几乎没有热和难受的概念，我常常连草帽都丢在一边，致使烈日在我脸上留下永远的印痕。
有父亲参与的劳作则更为快活。最热的天里，我们一家在旱地里种红薯。挖地、开沟、埋苗、施肥、盖土、浇水，再以蒿草或灌木枝叶遮盖，大人干重活，小孩子干轻活，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父亲一边挥锄，一边就开始讲笑话。他是个极有才华的民间段子手，善于从方言俚语、日常生活中挖掘素材，将笑话一句一句爆出来，句句都能押上韵。我和哥哥也没闲着，适时插科打诨、加入创作。于是我们所在的那块地便充满了欢声笑语，炎炎的烈日早已被我们抛诸脑后。路过的和不远处劳作的村民见了，都说我们一家人就像在说相声。
如今想来，贯穿我一生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大约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了种子。父亲难道不热吗？他赤膊的时候，我见过他背上的汗珠，有玉米粒那么大。他穿的衬衣，只要出个门，回来就全湿透了。所谓“心静自然凉”，更多的是一种从容面对的心态占了上风吧！
参加工作以后，我自然不需要再下地劳作，父母也进城生活了，但从前的精神降温法，始终没被我们丢弃。教书年代，我最爱练字，一边听音乐，一边临帖，写毛笔字，也写钢笔字。那时学校条件差，仅有一个台式电风扇可用。我平心静气，写了一页又一页，时间不知不觉便溜过去了，哪还记得什么暑热难消。
后来我调到文联，庆幸的是单位有一个与天地自然亲近的大院子，常让我有回归乡村之感。我尤其喜欢夏天的夜晚，院子里月光皎洁，池塘边蛙声一片，我敞开了办公室的门窗，此时，读书也好，写作也罢，都再惬意不过。
所谓七月酷暑，何足惧哉！